長春長生公司的問題疫苗日前在中國的自媒體發酵，引發國人憤怒。該次事件的導火索來自國家藥監局對該公司問題疫苗的查處，但它形成巨大的輿論漩渦則直接來自一篇《疫苗之王》的微信公號文。這反映了社交媒體的力量，更說明在關乎公眾健康特別是兒童安全的問題上，大眾最易形成共鳴和達成一致聲音。
中國公眾對於食品藥品存在的安全隱患，如果不涉及兒童或者與兒童關聯不大，早已有些麻木。但在涉及兒童的食品和藥品問題上，民眾的神經再怎麼麻木，也是觸及到痛點，不能不吶喊。這次問題疫苗曝光後，大量中國網民迅速曬出自家小孩接種的疫苗產自長生公司的截圖，進而參與討論和控訴。
兒童是弱勢群體，幼兒疫苗注射具有一定強制性，因此其安全備受社會和家長關注，極易引發公共事件。
兒童既是社會希望，也是弱勢群體。中國家庭的父母努力打拼，很大程度是為孩子創造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和物質條件。而疫苗的接種帶有一定強制性，中國父母沒有多大選擇餘地。所以，疫苗公司在兒童身上做文章，生產有問題的疫苗，即便對小孩沒有太大的負作用，也是父母不能容忍的。因為一不小心，很可能扼殺孩子一生的幸福，也讓父母的辛勞打水漂。這樣的公司，不僅是突破道德底線問題，而是根本就沒有良心和道德。
雖遭萬夫所指，性質惡劣，但從賺錢的角度看，長生公司的做法卻也並非不可解釋。馬克思早就講過，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資本家甘冒絞首的風險。在中國，出於利潤而壞良心的企業，長生公司不會是最後一家。問題是，當企業想打壞主意、做壞事時，如果國家有健全的監管機制，包括輿論環境，它也難以做成。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的一系列監管機制失靈，放縱類似長生、鴻毛藥酒的企業去做壞人。這是比問題疫苗更可怕、也是讓公眾絶望的地方。
可以說，長生事情的爆發，是中國體制性、系統性腐爛的一個縮影。疫苗監管涉及多個部委和地方，從長生公司來看，它在多年的併購和發展中，其實問題很多，比如，媒體在2016年就對其問題疫苗有所披露，但這沒有影響到它繼續生產問題疫苗以及問題疫苗流入市場，沒有影響到它的幾個股東控制了包括長生在內的國內多家疫苗企業。
疫苗監管涉及多個部委和地方，從長生公司來看，媒體在2016年就對其問題疫苗有所披露，但這沒有影響到它繼續生產問題疫苗以及問題疫苗流入市場。不僅是長生，關於疫苗安全問題，早在2010年，國內就有媒體報導過山西的情況，在長生公司的問題疫苗爆發後，人們也把那段往事扒出來，當時此事也曾引起輿論關注，然而最後的處理結果是，寫調查報導的記者被迫辭職，簽發報導的報社領導被貶去其他單位。相對而言，2010年遠比今天對輿論的管制要寬鬆，但對疫苗的報導還是受到地方很大的干擾，為媒體立下了一個壞的規矩。從那以後，曾經熱鬧一時的調查報導在中國日漸式微，一些優秀的調查記者要麼不做，要麼離職或轉行，以致今天整個中國找不到像樣的調查報導，輿論特別是官媒的監督作用幾乎消失殆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