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其南於媒體茶敘時提出了「故宮台灣化」的構想，希望藉由詮釋的強化，建立故宮典藏文物和台灣的連結，使故宮成為台灣人的故宮，這個口號和論述立刻引發各界熱烈反響。陳其南此番議論以及贊成與反對的兩造意見，都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有著複雜族群和國家認同的台灣，政治和文化問題總是糾葛難解，「故宮」獨特的歷史背景，注定成為爭議的焦點，隨著政黨輪替，形成台灣所獨有的政治輪迴。
全民共享構建「想像共同體」
「故宮」指的是清代舊皇宮，藏品也是過去皇室所擁有的文物，淵源可一路上溯北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統治邏輯下，天下珍寶幾乎齊聚於此。辛亥革命之後，這些收藏究竟屬於清室私產或國家公產，頗多爭議。當時依《清室優待條件》，仍在紫禁城做「閉門皇帝」的溥儀和他的朝臣們，不時遊走灰色地帶，變賣文物，換取現金。這樣公私難分的局面，被軍閥馮玉祥以武力解決，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發動政變，以武力將傅儀驅逐出宮，由國務院組織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財產，仿照法、德等皇宮博物館，成立故宮博物院，於二五年十月十日正式開幕。
故宮首任理事長李石曾在故宮四周年慶的演說裡，強調故宮的成立，是將過去「皇室私有」的文物轉為全國甚或世界的「公物」，「其精神全在一『公』字」。對「公」的強調，呼應著時代的潮流，從晚清開始，在西方的威脅下，建立國族認同，救亡圖存，是貫穿中國近現代史的主調。這些過去屬於天子的私人收藏，變成全民共享的「國寶」，成為構建「想像共同體」的重要元素。因應戰事的故宮南播，更加深這批文物的傳奇色彩。
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故宮陸續將文物南移。對於是否遷離北京逃避戰禍，內部曾有爭議，最終還決定從紫禁城移出，先至上海，後至南京。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南京情勢告急，再分三批撤至後方。四五年日本宣布投降，文物重回南京，沒多久國共內戰又起，部分精品再輾轉來到台灣。
國難強化民族主義政治性格
這麼大規模的古文物遷移是艱難的工程，未有毀壞和遺失，更是值得驕傲的成就。杜正勝任故宮院長時，發現故宮內部人員只要提起這段歷史，即使未曾親歷，「皆深感與有榮焉」。故宮文物的南移，與國民政府的命運及許多人戰時的經歷緊密呼應、休戚與共。
如杜正勝所言，國難期間的四散流離，一點一滴地強化了故宮藏品民族主義的政治性格，文明遺產的藝術性格則相對被削弱。這倒不一定完全出於執權者的操弄，也可能是人們際遇或同理心的投射。這些古物的象徵意義，讓它們能獨立於紫禁城之外，自成另一「故宮」，也和許多人一樣，在命運擺布下來到了台灣，將他鄉變故鄉。
日本資深媒體人野島剛長期關注兩岸故宮，他遍尋相關資料，都無法找到蔣介石對故宮的意見，相比於蔣宋美齡對故宮文物的喜愛，蔣介石顯得冷淡。然而，若沒有蔣介石的授意和支持，這批文物實難渡海來台。這批稀世珍寶也不時發揮政治作用，特別在外交事務上，不時以展覽的方式進行「文物外交」。六一年美國五大城市的巡迴，規模最大，共選了九類二百五十三件，為期二百五十三天，參觀人數多達四十六萬五千多人。
六○年代的文物外交，到六五年台北故宮的復院，有著強烈的現實指涉。野島剛敏銳地指出，六四年中法建交、六五年美援停止，以武力反攻大陸已不可能，同時期中國大陸正開始文化大革命，台灣因而「從武轉文」，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宣揚中華民國在文化上的傳承，建立統治的正當性，故宮自然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台北故宮的興建是最好的例子。野島剛在《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一書中，詳述了這段經過。在嚴格的公開競圖中，建築師王大閎的設計脫穎而出，甚至諮詢國外建築師，都獲得一致好評，但因「高層」認為欠缺「中華元素」，王大閎又不願修改，結果改由競圖審查委員之一黃寶瑜設計，變成了今日的宮殿形式。對比於王大閎原本簡潔、前衛的風格，兩者的落差，說明了主政者對故宮使命的設定和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