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機緣，使得台北故宮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是千年道統的傳承。民進黨執政後，數度試圖改造。扁政府時期首任院長杜正勝數度發文，主張博物館無法自外於社會變化，推動亞洲取向的思考，從民族／國家主義走向世界主義，提出故宮南院計畫。以多元取代一元的論述，是「故宮台灣化」的先聲。然而這樣的願景，遲遲無法實現。
中國崛起，台北故宮優勢不再
一方面立法攻防的失利，《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條例》（後改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法》）的修訂，最終仍保留故宮最初的定義：「為整理、保管、展出原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所藏之歷代古文物及藝術品，並加強對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之徵集、研究、闡揚，以擴大社教功能。」
另一方面，任何人都必須承認，中國古代文物是故宮館藏的主體與展示的亮點。一提到故宮，人們想到的仍是清代翠玉白菜、肉形石和西周毛公鼎等人氣最旺的「故宮三寶」。展示的每件文物，多半要在中國歷史或審美脈絡下，才能體現價值。元代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是更極端的案例，兩岸故宮各保有部分，馬英九政府時期，這幅畫在兩岸合璧展出，成為兩岸交流的宣示。故宮南院雖然收集了許多台灣或亞洲的文物，但尚未有相同的號召力，由故宮發行的文創商品即可發現，最新或最熱賣的品項多數還是來自於「國寶」。換句話說，故宮所藏的珍寶，定義著人們心中的故宮。
去除意識形態之爭，故宮確實有走出新路的必要，尤其近年中國經濟崛起，「國寶回流」，過去台北故宮在「質」的領先已不復在，必須正視國立故宮博物院在世界上的優勢何在？「台灣化」即使是解藥，也需要更具體深刻的內容，而非空洞浮面的口號。
好的策展能獲得共鳴
近年策展（curating）概念成為顯學，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雖無故宮般豐厚的資源，卻透過創意和專業的結合推出無數特展，成為台灣大眾史學的重鎮。又或者正在故宮展示，紀念去世漫畫家鄭問的「千年一問──鄭問故宮大展」，讓庶民漫畫走入故宮「廟堂」，和觀眾產生共鳴，都是值得思考的可能。
從北京紫禁城到台北外雙溪，兩個故宮隔海相對，故宮九十多年聚散滄桑或許是戰後台海兩岸歷史的縮影。糾結於故宮的政治和文化難題，同樣考驗著台灣社會，必須要跳脫非此即彼的對立思考，更要能在論述之外，有著可以被實踐的具體步驟。這當然是故宮主事者的挑戰，某種意義上似乎也是台灣人民共同的反省和思索。（本文作者為台大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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