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六日戰爭以來半世紀，巴勒斯坦人基於家園遭以色列愈來愈深入侵佔的不斷反抗，共約85萬人遭以色列軍方逮捕，包含未成年孩童，其中有200多人性命在囚禁期間結束。時至今日，25至60歲巴勒斯坦男性中有40%以上都曾被以色列逮捕。我在巴勒斯坦期間所認識的每個家庭，幾乎都有成員在監獄裡，當中許多人堅稱未有犯行、亦無法得知自己受指控的原因。
縱使「行政監禁」已被指出違反聯合國兩公約，更受國際特赦組織、Human Rights Watch譴責，這種在未有犯罪事實下逮捕「潛在威脅者」、犯人無法循法律途徑辯護、拘期可無限延長的逮捕手段，依然為以色列軍方大量使用。以色列人權組織「B’Tselem」調查統計，截至2018年4月，有424人遭受行政監禁。
《捉鬼》導演Raed Adoni出生於六日戰爭，18歲入獄又出獄以來卅年揮之不去的心理煎熬，促使他精心策畫一場如同專業電影選角的舞台，集合共有記憶者重返時空、面對縈繞心頭的鬼魅。早在佈景師拿起工具前，舞台其實早已搭起；攝影機直視的是昨日的荒謬，然而將記憶與經驗翻攪出腦海以搏命演出的人們，卻其實再一次經歷了綿延至今的真實疼痛。
這場猶如戲中戲的劇情式紀錄片，重現了人們持暴力及權威剝奪他者自由與權利的殘酷過程，令人想起日漸失控的史丹佛監獄實驗、米爾格倫電擊實驗，以及納粹、法西斯、赤柬等未完全釐清的非人道歷史，乃至本世紀真相未明的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案等。令人格外疼痛的是《捉鬼》的噩夢，正鏡映著以巴地區至今日夜未曾止歇的悲劇，也使得此片受到爭議：究竟以角色扮演重現互虐的集體創傷，是釋放及療癒，或其實將使創傷加劇且循環？
這些歷史頗有相似性：未經專業訓練的年輕獄卒或士兵、無法辨敵的恐懼、缺乏相互理解的教育、資訊不透明、過度信任權威或盲目忠誠、以個人創傷施予他人創傷……使得原本相似的個體成為極端的施暴者或受暴者，只在一線之間，且野火燎原。虐囚的目標即使名為獲得情報，以酷刑審訊聞名（或惡名昭彰）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早年已有辯論：酷刑對獲得情資是無效的。刑求的真正用意在心理折磨（大過生理折磨），而主體性遭剝奪的個體，也將漸漸放棄自尊、權利及自由。
心理創傷的後遺症總是比生理創傷恆久，當每個受暴者亦可能成為施暴者，旁觀紀錄片與每一場歷史實驗的我們，是否也已陷入實驗之中？我們的情緒將如何左右舉止？值得細究的是，相較於史丹佛監獄實驗進行前，受試者多表示偏好扮演囚犯，《捉鬼》導演透露所有人皆選擇扮演獄卒，並表示：這很自然。
巴勒斯坦的現況猶如溫水煮青蛙，在以色列長年的精神威嚇與屈辱待遇下，人們對暴力抗爭不抱信心，對和平抵抗亦失去期望。身在臺灣的我們即使呼吸相對自由的空氣，仍應意識到人權的消逝往往並非一瞬間，而是一步步妥協的過程。當昨日的集體創傷仍未獲得透明的脈絡，將默許著陰影蔓延至暗湧不斷的未來。
（文章原刊載於「2018臺灣國際人權影展」影展手冊）
＊作者為獨立記者。以文字及影像連結國際、臺灣議題。長篇作品如《遙遠人聲》、《我們掙扎，築起家園》、《獨行在邊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