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禍害扼殺在搖籃中」的做法，根本不可能成功
無論人類怎麼驕傲的妄想自己可以先知先覺，提早做好準備因應變局，但事實上這種「把禍害扼殺在搖籃中」的做法，根本不可能成功，先不提人類根本沒有預見未來的能力，就算少數人真的掌握這種能力，也會因為其他沒有這種能力的多數人，根本感受不到必須作改變的必要，而無法凝聚出改革需要的能量。
當然，只要是變革，便會有人被犧牲，為了說服這些人乖乖去犧牲，就必須有一套說法讓他們心甘情願接受而不是起身反抗。這些權力者創造的「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等種種利他主義的說堂皇說詞，我想大家從小就聽到耳朵長繭了，用不著我再多加重複。
當然人也不是這麼容易被欺騙的動物，但權力者是有辦法創造一些利基，鼓勵大家去犧牲，於是乎一大堆沒有因果關係、沒經過績效審查的「這樣做就是好人」教條（例如對守寡不改嫁的婦女贈送貞節牌坊，最好是有誰知道婦女不改嫁到底對社會整體能創造什麼共同利益了，但權力者說有就有嘍），就被創造出來了。這些標籤有些就是單純的標籤，有些則能夠換到實際的利益。但無論如何，這些因應權力者利益創造出來的「當好人簡單公式」，如果原來就對社會共同利益不具績效，並不會因為這些冠冕堂皇的說詞，就真的創造出什麼社會共同利益。
我們回到文初的例子，松平定信推動的「寬政改革」中的改革項目，大致上都合乎東亞道德系統、甚至是「普世」道德系統的「好事」標準，但不管是當時，還是從現在的史料去觀察，松平定信的改革都沒能解決當時日本發生的經濟問題。原因在於人類社會的太多「好事」標準，是根據權力者的利益去發展出來的，往往不是真的能促進整體人類的利益進步。
不經思考、專注於「做好事」贏得好人標籤帶來災禍
這種不經思考、專注於「做好事」贏得好人標籤，而不是真的去探討問題出在哪裡、然後針對問題研究出一套解決方案，並且監控方案實行過程、事後檢討實行績效，而為人類社會帶來災難的例子之一，就是紀元前1世紀的王莽。
王莽是東亞大陸天朝體系中新朝的創立者，從我們現在可以讀到的歷史（別忘了，這歷史還經過取代新朝的東漢王朝的抹黑扭曲）來看，這個人在任何道德體系下，都可以給他個「好人」的評價，當皇帝前的眾人謳歌還可能是因為想要奪權裝出來的，但他當皇帝後，從來沒有沉溺於享樂，每天都想辦法要更正皇朝治理之下各種錯誤的政策法律，拯救萬千生民，推行的各種改革也不是為了自己或是鞏固皇朝的勢力。
問題是王莽帶給當時的人們莫大的苦難，內戰外患頻起只是結果而已，在他的「正確治理」的善政下，整個王朝的經濟體系早就已經破壞了。連整天嘴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宣稱人應該為痛苦而活的儒家士大夫都不好意思嘴硬幫他辯解「追求富裕享受不是人活於世的目的」，感謝這位君主將正道帶來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