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貿易戰之初，兩國都有眾多利害相關人反對戰爭。日方認為美方從貿易獲益巨大，極不可能與日本開戰。當前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初，也有許多人認為兩國貿易互賴交織，極不可能完全脫勾甚至開打。而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起，自中美貿易與交流收益良多，是累積出超第一大國，更不可能主戰。1940年與2020年場景相近之處是貿易互賴中，出超一方未必懼戰，且雙方都可能下決心脫勾應戰。差異之處則是貿易出超一方未必同是國力較強一方，而且80多年後的今天，有核武為避戰加了一道保險。
懷疑而非虔信，是國際政治知識的通則
但詭異之處在於，兩次衝突都參加的美國從不認為「太平洋夠大」。東亞只要出現在地強權有能力主宰東北亞、東南亞和當地海權，美國都極可能一戰。只是華府參戰的路徑未必是首輪即戰，而是採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卸責(buck-passing)策略。決策者且以「敵方先戰」情境，醞釀「一鼓作氣」的動員，以達成戰勝目標。這就不能不讓人想起學界懸案：1941年下半年美國可能已收到日本即將進攻美國港口情報，卻疑似置之不理。這無疑有太大的道德風險，沒有鐵證就永遠成謎。
國際政治是無政府狀態，且影響國家決策的除了結構的趨勢，也還有眾多即期、偶然的因素。當年日本親美派懷疑美國未必願戰，「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後也懷疑德日合作的誠意。重慶長時間懷疑美英要與日本妥協，延安則懷疑蘇共力挺小弟的誠意。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後，歐洲前後方國家對俄態度差異明顯，與許多亞洲繼續與北京對話以避險的國家相同，都是不願意在卸責邏輯中擔任首先承責的一方，希望保留戰略自主。各方仍在等著看氣球事件受益的拜登政府，怎樣按國情咨文所說的做到「競爭而不衝突」、二月何種美艦何時穿越台海、眾院議長何時訪台；以及中國大陸對美關係是否無限期停留在代辦級。
懷疑論是現代經驗主義知識論的基礎，在國際政治上的疑慮對象包括客觀的力量對比評估，以及決策者的偏好和變動。現在中國大陸出現「批秦檜、挺岳飛」的論調，將維護和平者一概打為「自由派、胡適派、汪偽派」，其虔信命運，大有當年日本陸軍省掉入珍珠港情境的氣魄。人類是否從來無法從歷史學到教訓，值得認真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