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給十九歲的我》是人物紀錄片的「典型失敗案例」，操作上犯下低級錯誤，反映導演缺乏自覺，沒意識到被拍者是共同執導（co-direct）。「比如被拍者會打電話給導演說幾天後有事情發生，你來拍吧——那其實他也是導演跟編劇。作品不全然屬於導演，而是一種合作，拍攝者必須認識到：你是導演不到別人的生活的，你只是加入了你的觀點、態度，和你的專業給你的敏感、結構技術能力而已，如果沒有別人的生活，你根本完成不了你的創作。」
研究攝影倫理的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郭力昕說，紀錄片道德一直是棘手的問題，因為是用別人的真實去進行創作，雙方關係並不對等——不只是採訪、受訪的不對等，也是一個懂影像、一個不懂影像的不對等，「被拍者不一定理解影像的意義怎麼被生產出來，可能連自己怎麼受傷都不知道」。
他說，在權力懸殊的情況下，只能夠依賴導演的道德和良心把關，但很難把持。「今天一個導演用意良善，希望借著幾個人物給廣大觀眾以啟發和反省，但是他可能要跟那些在剝削題材、宣稱要給社會什麼訊息的人競爭市場和觀眾，而那些人又很辣——在弄一些非常煽情的東西，你就可能降低你的底線，道德的底線越來越松——所以給受訪者看過、有他的同意權就更重要了，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門檻。」
2. 「同意」只是法律問題嗎？
香港法律沒有肖像權，片中主角揭露校方當年稱拍攝目的是製作DVD供籌款用途，在她們就讀中一、年僅12歲時要求家長簽下同意書。該文件只有半頁，允許導演拍攝學生在校內外情況，攝錄隊有絕對創作及剪接自主權，版權屬英華女學校所有，同意校方用作出版、放映、廣播、公開展示或分發之用途。
在片中，張婉婷沒有掩飾一些女生拒絕拍攝的鏡頭，甚至用旁白指她們拒拍是因為踏入「反叛期」。有主角事後透露，製作團隊以同意書具法律效力為由施壓，有同學由中一哭訴至中五才獲准退出計劃，學生都自嘲是簽了「賣身契」。
研究傳媒法律的香港大學中國法研究中心訪問學者甄美玲向BBC中文指出，合約（contract）在法律上是指雙方均有代價（consideration），即金錢或利益的交換，但女生參與拍攝並無酬勞，因此同意書並不是合約，她們有權隨時退出，若導演違反學生意願繼續拍攝，是侵犯私隱的行為，加上該片在校內放映後轉戰電影節及商業公映，已背離最初拍攝目的，「一件事的同意，不能搬到另一個用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