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芳玉指出，哥哥與男友做證時提到的證詞後來也不被採信，法官認為玲玲男友的證詞「證人證詞與被害人一樣，A女男友對這件事情只是轉述A女的內容」，只能當重疊證據、不能當補強證據，對此賴芳玉也無奈：「如果是這樣，真的是這樣，被害者妳辛苦了。妳有多少機會蒐集證據？妳只能告訴妳相信的人……」
法官稱「被害人證詞不一」 律師：不能接受
另一個讓賴芳玉無法接受的無罪理由，是「被害人證詞不一」。「你說傷痛要遺忘，但司法要她不遺忘……」賴芳玉表示，在被害者的困境裡，說詞不一致是所有被害者的狀況，若是被害者陳述一致，也會被法官質疑「你都一致，你的可信度有多少」。
勵馨副執行長王玥好補充，兒童及青少年受到熟人性侵時，會發生「兒少性虐待適應症候群」，由於權利不平等，孩子可能沉默不說、延遲去說、或說詞反覆。再者，一般人日常生活談起過去要「每次講一樣」本來就很困難，例如王玥好跟朋友聊起以前的回憶，兩人的說法也是不太一樣。
許多性侵害受害者也會被質疑「被害的話逃走就好啦」，對此王玥好批，這是「天龍國經驗」，許多法官無法理解受害者無法反抗、不敢反抗的脆弱處境，不懂受害者為何不逃，對受害者提出的質疑也往往加深傷害。
對於證詞不一的問題，勵馨執行長紀惠容指出，司法人員訊問能力也會造成很大影響：「他們講證詞不一，但每次他們問的都不一樣，要被害人怎麼回答？」
目前律師將請檢察官為玲玲提起上訴，而賴芳玉表示，玲玲自己沒有上訴的權利，受害者只能是「證人」不能是「告訴人」，這也是性侵受害者面對的困境：「被害者訴訟參與權是不夠的，閱卷、聽證、發言權都沒有……」
改善司法制度 勵馨提4點訴求
「這不是個案，而是結構性問題。」勵馨執行長紀惠容強調，這些困境不只發生在玲玲身上，也發生在許多性侵受害者身上。對於司法制度應改善之處，勵馨今日也提出以下幾點訴求：
1. 加強最高法院性別意識與性侵案件知能訓練。
2. 加強訓練司法人員訊問訪談的能力，確保被害人證詞的正確性。
3. 心理衡鑑應交由專家證人進一步判讀。
4. 建立性侵案件的證據法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