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事司法與國內刑事司法之間的關係，《規約》適用的是「補充原則」（Complementarity principle）。國際刑事法院旨在發揮國家刑事管轄權的補充作用，其序言即強調，「根據本規約設立的國際刑事法院應補充國家刑事管轄權。」第1條規定重申：法院「應補充國家刑事判例」。《規約》兩度提到國際刑事法院的補充作用，表明《規約》締約國對其主權及國際刑事法院可能產生之影響感到關切。
由於國際情勢詭譎多變，問題之有效解決並非僅止於偵辦犯罪一端，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權能不免受到國際政治運作的影響及限縮，尤其是來自安理會的介入。儘管國際刑事法院的倡議者希望它繼續成為一個國際司法機構，但基於國際現實，其實際運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強權政治與全球動態發展的影響。不過，國際刑事法院成立精神係植根於人權保障之普世價值，我國在國際實踐上自宜呼應國際刑法思潮，積極展開各項法制整備作為，接軌國際社會。
首先，政府可以研參烏克蘭在 2014年的作法，烏克蘭雖非締約國，但聲明願意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的管轄。
其次，《規約》第26條明定，要求所有締約國必須將羅馬規約所規定的殘害人權等犯罪內國法化，落實人權保障的普世價值。鑒於國際刑事司法與國內刑事司法之間的關係，《規約》明確規範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係屬補充作用，國家理應優先調查與起訴國際重大罪行，未來立法政策上自宜列為重要指標，將《規約》中第 6 條至第 8 條中的犯罪研酌調整，轉化為國內法犯罪構成要件，完備刑事法制，使國內檢察官對於《規約》特定之重大犯罪亦得優先行使偵查權。對於屬於國際人道法範疇的《規約》積極開展相關立法進程，亦屬對抗外來武力侵犯的一項重要法律利器。
再者，國際間如果只是考慮政治優先事項或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將是伸張正義和防止重大暴行的最大障礙，因此，需要持續加強國際社會對話及合作。對於國際罪行的國際法律制度能否成功，取決於各國與國際刑事法院之間的合作，以及行動者是否願意充分支援為實現世界正義而建立的法律機制。 我國目前僅與美國、中國大陸、菲律賓、南非、波蘭、諾魯、貝里斯、斯洛伐克、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等10國簽署刑事司法互助條約（協定），未來尚有待更積極拓展我國國際司法網絡。
最後，如把視野延伸至國際社會，國際刑事法院當然不會是解決全球不正義問題的靈丹妙藥（panacea），國際刑事法院全面介入武裝衝突犯下國際罪行的情勢，對實現正義及持久和平未必有重大助益。戰爭並不會結束不同社會族群與階層之間長期的分歧與爭端，刑罰與制裁也只是「最後手段」。從而國家領導人如何提出一套睿智的策略，以和平為導向，來對應所有衝突之優先事項及關切問題，對於國際社會仍將是極其艱難的挑戰。
＊作者為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