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報導透露，張忠謀去年八月在蔡英文的午宴上，曾當面向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嗆聲「若美國以為靠花大錢就可以進占全球最複雜的電子製造市場，那就太天真了」。到了十二月底出席美國廠移機典禮時，他又說出更驚人的悲觀預言「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幾近死亡」。
從張忠謀一開始的堅決反對到後來的不得不從，美國政府在這中間使了什麼手法讓台積電乖乖就範，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美國人真的就如他說的「天真」嗎？未來台積電和全球化的命運將會如何發展？他能夠理解他的公司是在和一個強權國家對抗嗎？這些確實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值得我們細細在歷史中尋找答案。
地緣政治告訴我們，大國行為的最高原則，一是為了安全，二是為了利益，其他例如自由、正義、光榮等等詞彙通常只是用來修飾正當性的障眼法而己。新冠疫情初期所造成的晶片短缺讓美國感到了痛，因為IT產業、汽車業、軍火工業等等所需要的高性能晶片製造技術竟然不是掌握在自己手裡，因而美國的政客感到一種必須有所行動的迫切性。
談到近代公司和國家對抗的歷史，要從日本半導體業的隕落講起。
在上世紀的70年代，日本政府以政策和資金這兩項工具大力地扶持半導體產業發展。到了80年代的高峰時期，全球前十大半導體企業有六家來自於日本，產品達到53%全球市占率，其中DRAM記憶體的佔比更達90％。結合日本汽車和消費電子產品的席捲市場，美日之間不但出現巨額貿易逆差，一些指標性企業甚至面臨被日本併購的危機。在1985年，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SIA）提出四項理由對美國政府展開遊說：
1) 先進的武器依賴於先進的電子技術，先進的電子技術依賴於先進的半導體技術。
2) 當美國的半導體技術落後於人，美國武器的關鍵電子零件就必須被迫使用外國產品。
3) 外國產品的貨源不可靠，在戰爭時期還可能斷貨，而在非戰爭時期還會向美國的對手供貨。
4) 任由日本公司在半導體領域稱霸，就等於美國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於是，美國政府對日本產業祭出一連串措施，首先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使得日圓對美金的匯率在兩年之內從250升值到120, 其次是在1986年簽訂的「美日半導體協議」要求日本開放半導體市場、保證在五年內讓美國公司取得日本20%的市佔率，並且開放日本半導體的知識產權和專利。到了1987年，基於日本的工業產值在世界佔比己經超過美國，開放日本市場的進展緩慢而雙邊貿易逆差並沒有顯著減少，同時美國半導體公司因記憶體價格大跌而紛紛退出競爭，於是美國藉美光公司對日本提出反傾銷訴訟為由，宣布對廣泛的日本產品課以100%懲罰性關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