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年「卡管」行動高潮期間，有心人已經將其與文化大革命做類比。但這畢竟只是類比，不是事實。文革是現代歷史浩劫，一輩知識分子摧殘殆盡，只留下血跡斑斑的傷痕文學。臺灣何其有幸，即使在拔管案高潮，社會輿論依然發生相當制衡作用，臺大校方也堅守最後防線。文攻尚未惡化為武鬥，主政者也知難而退。遴選委員會主席陳維昭校長力挽狂瀾，令人敬佩，更重要的，管中閔自己挺了過來，保持了起碼的自尊。話雖如此，他個人所經歷的創痛何曾遞減一分？他寫下這段經歷，不僅意在維護個人尊嚴，更為見證臺灣學界一次危機。
《大學的脊梁》是本痛定思痛之書，也是一種傷痕文學。但它的意義不應侷限為對某黨某派的控訴，而是提醒任何政權，任何為政者在權力與知識的場域上都可能面臨的考驗。身處其中的知識分子從教授到學生如何因應，尤為關鍵。以下觀察或可作為我們思考的起點。
學術與政治的拉鋸，歷史上其來有自。有鑒於此，現代大學制度的目標首在維護校園空間內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語）。《大學法》開宗明義：「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論者有謂強調校園自治權者忽略外在監督條件，以及適法效應的詮釋維度。究竟拔管案是政治勢力進入大學，還是校園自治扭曲民主機制，攻防者各執一詞。這樣的辯論雙方立場都應該予以尊重。
然而有心人士的「拔管」動機又豈僅是依法論法？一旦全案發展成為明目張膽的政治操作，解決之道也只能是政治決定，衍生各種「例外狀態」。葉俊榮部長「勉予同意」管中閔擔任校長，隨即掛冠，卻留下「本於法律良心完整論述大學自治，並一肩承擔所有爭議」，「對臺大及遴選委員會有所期待」的弦外之音，正道出其間之兩難。
其次，臺大作為臺灣高教最高象徵，其實走過不少校園民主風暴。最令人矚目的包括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一九六六年的殷海光被迫離職事件，一九七二年的哲學系事件等，無一不觸及校園之内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尺度。國民黨政權為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日後也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八十年代起校園民主運動在臺大首開其端，校內學生自治團體成為特定政治立場人才養成所，有其因由。曾幾何時，校長聘任案操盤者改為民進黨政權，寧不令人感歎時光倒流？此案最終緊急煞車，代表校園內外制衡力量浮現，避免重蹈當年白色恐怖覆轍。但回看「拔管」全面啟動式的操作，不能不說「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的無孔不入，今勝於昔。校園裡的師生不論捍衛什麼理想，也絕不應昧於現實判斷：學術象牙塔何其精緻，卻隨時可變成卡夫卡的城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