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二〇二〇年代的中文讀者，要思考二十世紀兩場大戰的歐洲史，我們擁有比過去更豐富的資源，但就某方面而言，卻同時也比過去遭遇更多意料之外的障礙。
這些障礙有一部分來自道德上的疲乏感。兩次大戰的苦難是如此巨大、對戰後世界的形塑是如此深遠，以致於任何歷史書寫都不可能不帶有反省過去的道德意圖。而隨著相關議題出版與媒體資源的積累，再加上中文讀者與歐洲生命經驗的距離，對兩次大戰之黑歷史的熟習，亦容易固化定型為某種概括式的反省，以及過度理念化的道德評斷。與此相伴的閱讀體驗往往就是，相關書寫中頻繁出現的「浩劫」、「深淵」、「地獄」……等描繪災難的形容詞發生通膨貶值，讓人對其所承載的重量逐漸冷感，而針對「法西斯」、「種族清洗」、「滅絕營」、「赤色恐怖」等關鍵字的警惕，彷彿也褪色成了老生常談的說教。
思考兩次大戰之歐洲史的障礙，更多則來自當前危機重重的時局。從二○一○年代右翼民粹席捲歐美、資本與民主建制的正當性遭受挑戰、到中國邁向極權擴張、乃至二○二二年俄羅斯侵烏戰爭對歐洲的震撼……重大變局接踵而至，濃厚的既視感每每令人無法不聯想到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前夕的歷史發展。不少議論因此常訴諸歷史的類比，例如將二○一○年代的右翼民粹潮與一九三○年代的法西斯運動互文，將新疆集中營與納粹滅絕營做對照，又或是在軍援烏克蘭的爭論中，和平派與軍援派會分別訴諸一戰與二戰的教訓而各執一端……等。如此將歷史與時局交相格義，一方面固然在急迫的時局下為公眾打開了歷史思考的意義與現實感，但也容易在不知不覺間讓受眾的歷史視野被當前的時局所縮限，反倒削弱了借鑑歷史的銳利與深度。
要繞過上述觀史的障礙，大約可有兩個方向：其一是盡量聚焦於史實細節，並克制與時事做互文聯想，換言之，讀者本身也該具備一定程度之嚴謹治史的意識，以便讓兩次大戰的歐洲史自己說話。其二則是嘗試鳥瞰這段歷史過程，去釐清兩次大戰前後歐洲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大眾心理所交織出來的大局脈動。據此，我們不必過於排斥歷史與時事的類比，因為互文對照的是脈絡而非抽離脈絡的個別事件、或是個別行動者的作為。
英國史家克蕭這部面向大眾的作品，正好能讓二○二○年代的中文讀者兼顧這兩個方向。《地獄之行》是克蕭為「企鵝出版社．歐洲史系列」所撰寫之二十世紀歐洲史二部曲的上冊，本作除了內容翔實之外，組織邏輯更是清晰連貫：作者從籠罩全歐的民族衝突（多元族群分布導致的領土衝突）、工業資本主義症候群（都市化效應、工與農的對立）、階級仇恨（資產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乃至於統治正當性危機（政黨政治失能、社會裂解、民粹反政府）等角度切入，既對照了歐洲東西部之間的差異，又一氣呵成地從東西落差的互動中描繪出一個牽動整個歐洲、將之從表面上的黃金時代推入自我毀滅之深淵的大勢所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