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兩個圖中，我們以擁有財富的多寡為橫軸，將之分為若干區間（取對數尺度），把四個百分比作為縱軸：紫色框線是每個財富區間裡的總資產佔所有資產的百分比，綠色線條是每個財富區間裡的人數佔比，藍色曲線（B）和紅色曲線（R）這兩個累進數字可以解讀為「頂層B%人口擁有總財富的R%」。圖一的結果顯示，在均等的獲利機率下，人口和財富曲線的確呈現鐘形分布，由於較富有的一端每次交易的金額較大，財富分布會隨著交易次數增加而緩慢地往高點移動，在一千次交易之後，我們看到頂端5%人口擁有15%的財富，以及頂層5%人口的平均財富是中位數的3.9倍。而在圖二中，由於有錢人的交易成功機率高出10%，財富會迅速地往高端集中，在同樣的交易次數後，我們看到頂端5%人口擁有92.7%的財富，他們擁有的平均財產是人口中位數的342倍，這張圖呈現出了一個Ｍ型化社會--財富集中在高端，人口集中在低端，中間的人口和財富都是少數。
下面有趣的來了，我在第三組試驗中引入了「經濟成長」這個因子，也就是在每次交易之後，有一定比例的額外紅利分配給贏家。結果如圖三所示，雖然較富有的人仍然擁有較高的交易贏面，但是額外的紅利大大地減緩了財富分布惡化的趨勢。即使這個分布圖仍然比不上圖一來得平均，但是頂端5%人口所擁有的總財富以及中位數比值分別降到了42%和27倍。
這個實驗的結果清楚地顯示出，「經濟成長」才是最主要的因子，它比政治制度或社會結構的影響力更加重要。一般經濟學家對於「國家必須追求經濟成長」所抱持的信念是，經濟衰退會造成失業上升，成為社會不穩的原因。事實上，所謂「下滲作用」的確存在，經濟紅利會透過消費、稅收、福利等等機制擴散到全民。一旦經濟停止成長，社會的貧富分配會迅速惡化，失業、落入貧窮的人們將推升犯罪率，最後便危及到政治的穩定。（附註：下滲作用的機制將以另文討論）
這個結果可以解釋為什麼第三世界小國的民主化會失敗，因為政治的變革並沒有帶來新的投資，或是投資沒有帶來經濟成長，因此脆弱的社會結構很快便分崩離析。
若我們把這個「紅利效應」的解釋範圍從反方向加以擴大的話，可以得到一個更重要的觀察：經濟成長可以掩蓋種種政府無能、社會不公的問題。這就能夠解釋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現象：即使執政的中共有許多僵化政策、貪腐問題以及一堆浪費資源的面子工程，它的高速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外溢效應掩蓋了制度和社會結構上的大多數缺點。
我們現在也能夠說明為什麼在新冠疫情之下，許多國家陷入衰退，但是台灣卻仍然保持著增長和榮景（我們的政府同樣有著諸多浪費和浮濫投資）。因為在產業全力開動之下，我們的高科技公司持續地為全世界在家辦公的人們提供所需的設備，使得對外貿易仍然處於高額出超的優勢，為我們帶來源源不絕的紅利（參考新聞：去年超徵稅收4500億 學者籲檢討稅制降低稅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