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還記得秦始皇修的古長城嗎？如今它還沉睡在沙漠之中。茫茫流沙從北方一步步蠶食過來，狂風雕塑著它，彷彿它是一個千年的流放者，躺在這荒漠之中，凝固成一個沒有答案的沉思。』（《河殤》）
我三十年前寫下的這段文字，至今還可以讀出一股悲涼來。
英國科學家李約瑟論斷長城是農耕民族的最後疆界，隨後中國史學家黃仁宇有一驚人發現：長城恰與十五英寸降水線重合，從而證實了李約瑟的設想。
至於長城，其實是一個很淺近的圖騰，在歷史上找不到什麼描述。對它大概只能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它成為從歷史上借來的「抵禦外寇」的一個符號。可是如果你梳理一下歷史，會發現完全不是那回事，是個錯覺。滿清八旗就是踏破長城，滅了朱明。這個明長城，還比早先那個秦長城，退縮了一千華裡，哪裡談得上「抵禦」？黃仁宇說「十五英寸降水線」是農耕文明的邊界，正好跟明長城重合。最妙的是，一部關於長城的電視片裡，又在陝西的長城拍到了「華夷天塹」四個字！謝選駿寫過一本書《神話與民族精神》，其中分析長城，剝離它的精神是「保守防禦」。這並不是說，我們主張擴張、侵略，而是說中華文明對挑戰的應對，是防守型的。
『王魯湘在引入選駿的觀點時，又表現出異常謹慎的學究氣。他翻閱了大量關於萬裡長城變遷的考證史料，對比了秦長城與明長城在建築時的截然相反的動機和時代背景。他其實還在遵循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態度。當我告訴他，魯湘似乎並不激動。忽有一日，他如獲至寶地大聲叫道：「夏駿，趕快去借一部新拍的長城電視片，我從那裡看到陝西紅石峽長城上有『華夷天塹』四個字，真是鐵證如山。』（《龍年的悲愴》）
然而我始料未及的是，「沒有答案的沉思」，卻要在三十年後才能解開。
至此，我讀到至少四種關於內亞的論述，試分而述之。
三、胡漢碰撞融合
華夷之爭，在中文和中國歷史語境中即「胡漢之爭」，我在議論台灣名醫兼暢銷書作家陳耀昌的「百越密碼」時寫道：
『關於「華夏與百越」，還有另一種劃分：「蒙古人種」與「馬來人種」，總之也是南北兩個人種，所以在喜馬拉雅山南麓分道揚鑣，走到南方去的就是馬來（百越），走到北方去的就是蒙古（華夏）。那麽，蒙古高原乃至俄羅斯草原上的胡人呢？他們稱為「突厥」，無疑也是蒙古人種，但是不屬於漢族，「胡漢之爭」毋寧是這個大陸板塊上兩千年歷史的主題。』
「胡漢之爭」這個亞洲大陸上兩千年的主題，自然也是所謂史學之眼，中古史的重中之重，其大家非陳寅恪莫屬，他早在四十年代所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就指出胡化、漢化問題實際上是胡漢文化的對立，判別胡人和漢人是以所受文化，而不以種族和血統為依據，並一再告誡治史者：「此點為治吾國中古史最要關鍵，若不明乎此，必致無謂之糾紛。」史家陳寅恪的「民族和文化」之眼，在今日中國學界恐已廢弛，因為習近平對待中國西北乃至中亞的政策，已經倒退到種族糾紛與壓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