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警務處資料，由2019年6月9日至2022年12月31日，警方在示威活動中拘捕了10279人，當中4010人為學生。而自2020年6月30日《國安法》生效後，至今超過250人涉犯該法被捕，年齡介乎15至90歲。
已移居英國的香港社會政策及公共行政學者鍾劍華向BBC中文分析指，香港已進入威權時代，威權管治是建立於權勢，而非有形的條文和法例。
「其實沒有標凖，很視乎當時的管治班子，《國安法》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大陸就是長期用這種方式，法律任由官方詮釋，有時候放鬆，有時候收緊，當大部分人無法得知客觀標凖時，唯有靠自己猜，他也希望你猜，你就自然不敢觸碰敏感的東西，這是典型的威權政治特色。」
香港教師如履薄冰，學生也學會自我設限。徐老師說今年教中一課程的香港歷史，她在堂上講到1966、67年的「六七暴動」，提及港英警察武力鎮壓。「有學生問，老師你覺得警察做得對嗎？也有學生乘勢追問，你覺得2019年香港警察做得對嗎？我本來覺得這是個好機會帶起理性討論，但我還未回應，就有其他學生大聲說，噓，這些不要講啦！」
「撇除敏感的警權不談，另一節我教香港多元文化和種族，引述《基本法》說所有人不論膚色都有平等權利，包括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此時有學生起哄說，香港有言論自由的嗎？其他學生就急不及待制止。」
徐老師坦言，學生受社會大環境影響，由下而上的自我審查非常嚴重。「2019年我們還可以在課堂上討論示威的好處和壞處，很理性地思辨，三年過後，就算我想展開討論學生也不太想參與，學術氣氛非常差。政府的『再教育』很成功，大家都不會暢所欲言表達自己。」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陳家洛對BBC中文指出，過去三年官方透過不斷打壓和拘捕，製造漣漪效應。「什麼都是國家安全，這種無限上綱、無遠弗屆扣帽子的氣氛，令市民自己作出調整，什麼都避諱。」
他表示，歷史上納粹德國和蘇聯時期的人民也曾經歷這種生活模式，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失敗後，開明政府倒台，時任副總理胡薩克在國內推動「正常化」（normalization）計劃，發動政治清洗並高壓管治，關押異見分子和用秘密警察監視民眾，人們因為恐懼而自我噤聲，社會逐步恢復「正常」。
已故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當時曾描述那是「後極權社會」（post-totalitarianism），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條紅線，植根和內化了政治權威，變相成為監控系統的一部分。陳家洛說：「現今香港也一樣，根本不用官方出手，民眾內心那條線已經比官方畫的虛線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