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壇率先掀起「#Metoo」運動，隨即各界受害者也紛紛勇敢的挺身而出，連國際媒體美國《CNN》也開始關注，議員、立委也聚焦防治性騷擾的政策議題，立委范雲接連揭發校園性騷犯罪案，控告陳雪生性騷擾求償案，二審宣判勝訴獲賠8萬，也看到台灣整個文化、法律對性騷受害者的不友善，而議員陳賢蔚透過防治類型酒後性騷擾的主題質詢，發現去年度報案酒後疑被性侵害案件數量為66件，合理回推黑數後，總案件恐高達660件，超越全年度酒後滋事及酒駕傷亡數量，過往卻沒有針對這類案件進行防治宣導的政策問題點。
台灣教育界掀起#Metoo浪潮，政大實小教師爆性騷女校友，遭到教育部嚴正查處，北市國小出現「劈7女渣男老師」，遭爆不倫女老師、家長，新北市國小曾姓男教師性騷女童還偷拍學校7女如廁，遭判9年6月，前台東高商校長曹學仁108年遭女老師檢舉性騷擾，並經台東地方法院、花蓮高分院判決確定，認定違反性騷擾防治法處有期徒刑6個月定讞，但卻將於下學期回任教師的荒謬現象，而上述性騷犯罪問題現象在台灣校園氾濫，也顯示根本性防治校園性騷犯罪，須從檢視不適任教師、校長的制度問題源頭開始！
一、不適任教師問題源頭在教師甄試制度的不周全
筆者探究此問題的源頭，為目前國小教師甄試制度的不周全，為何上述侵害女性的狼師、校長，能通過當時的甄選制度進到教育現場來？除了狼師問題外，也出現部分資深老師未達不適任教師的基準，可是對於課程和教學不積極，陷入無法克服「倦怠」（burnout）的職涯困境，只要準時上下班且不觸法，可以在位置個上坐領乾薪到退休，而台灣每年6至8月為教師甄試的季節，甄試方式分為各縣市自辨或聯招二種，每年錄取率不同，平均錄取率約在0.4％至5％左右，新聞常報導有人一年考36次仍落榜，來形容甄試錄取率過低的現象，但錄取率過低就代表好？錄取率過低就代表選擇到適合的教師人才？這是急需社會檢視的教師甄試的根本性制度問題。
首先，台灣目前教師甄選過程，主要採用「教學演示」的方式進行，但問題就在於，僅僅只是教學「演示」，這是一種沒有對象的模擬過程，這類的評選方式，最大的限制在於，只要反覆單一的練習，很容易就能騙過評審，但教學演示是否代表真正的教學能力？這需要教育界共同商榷的議題，且教學演示無法完備的呈現教師在人際溝通、專業態度、合作效能、創造力思考、教師自編教材等各教師專業發展（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等多方面專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