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不僅僅是美國的實力有多強，或者相對而言有多麼無懈可擊。在美國出頭之前，地區霸主一般可以指望較弱的鄰國適應它們力量的不斷增強。但在20世紀初，美國這個具有全球影響力大國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局面。侵略的潛在受害者，特別是自由主義政權國家，開始期望信奉自由主義的美國同情它們，並最終施以援手。正如丘吉爾在敦克爾克戰役後所說的那樣，英國人將繼續戰鬥，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認為適當的時候，拿出它的一切力量來拯救和解放這箇舊世界。」
對美國最終支持情況的預期，被證明是二戰前和二戰期間歐洲的一個關鍵因素。正如希特勒在1941年1月對德軍將領們所說的那樣，能夠獲得美國幫助的希望「讓英國繼續前進」。1934年，日本阻斷了西方對中國的任何進一步援助，認為西方的援助會使得中國人不願接受日本統治（這種想法是對的）。日本人的口號是讓亞洲人來管亞洲，這實際上意味著讓日本在沒有美國干涉的情況下處理與鄰國的關係。希特勒也承諾，如果美國能把「歐洲留給歐洲人管」，也就是留給德國，他就會把「美國留給美國人」。
美國在其他國家的決策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得到了最好的證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頭十多年裡，隨著美國不再直接參與歐洲事務，歐洲列國確實試圖以留給他們的唯一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適應德國的崛起和日益成長的野心。美國故意不關心的政策——編入1930年代中期和後期的中立法——在促使英國的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採取綏靖政策上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慕尼黑達成的將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領土割讓給德國的協議是始於美國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結果： 捷克人雖然準備與德國人作戰，但如果沒有英國和法國的支持，他們就不能這樣做，而英國和法國在指望不上美國支持的情況下不會支持捷克。
上述綏靖政策在1938年後終結，不僅僅是因為希特勒出爾反爾，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區，而是因為大家都清楚，以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為首的美國人終於改變了對歐洲重要性的看法。即便只有絲毫希望，也足以讓他們奮起抵抗。希特勒認為，波蘭會在1939年拒絕其領土索求，以及英國和法國在他入侵波蘭後決定宣戰，都怪美國。
美國的不可預測性本身就給潛在侵略者製造了一道難題，因為在每次危機中，意欲成為霸主的國家都嚴重誤判了美國的能力，也許更重要的是，它們誤判了美國的意圖。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侵略者都認為美國不會試圖阻止他們，而且，即使美國試圖阻止，它也缺乏必要的資源和能力來及時改變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