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內部對於定義廣泛的無國籍問題的普遍關注——包括因為前帝國殖民地獲得獨立，有越來越多人不再具備受到帝國保護的地位——導致英國官員得仔細權衡後帝國在國籍問題國際化之後的潛在危機。埃及的希臘裔塞普勒斯人兄弟會（Greek Fraternity of Cypriots）主席在同一年向英國政府請願，希望英國政府保護「無國籍的塞普勒斯人」。塞普勒斯自從一八七八年以來便是英國的保護國，並在一九一四年被正式吞併。塞普勒斯本地人可以受到英國保護，但不是英國的臣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住在埃及的人曾為英國而戰，也認為他們可以繼續受到英國的保護。僅僅在幾年前（一九四三年），外交部還曾經強烈考慮將英國籍授予願意在英國軍隊服役的埃及塞普勒斯人。到了一九四九年，前英國臣民繼續保持這個身分的機會變少了。塞普勒斯人將會失去受到英國保護的臣民身分，而且無法獲得埃及國籍，於是他們就變成無國籍者了。英國駐開羅外交部在一份機密備忘錄中提出，他們可以將問題提交給聯合國以避免這個窘境，同時也協助塞普勒斯人社群；他們還與當時的工黨政府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商討是否將問題提交給負責研究無國籍的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中的委員會。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官員可能因為未履行對埃及的塞普勒斯人的責任，而面臨到要被聯合國的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究責，於是便試圖逃避公眾的譴責，這個舉動至少短暫顯示了該問題在聯合國領域內的地位。英國官員不想冒險面對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批評，而是悄悄地將塞普勒斯人的請願置之不理，也拒絕了協助將埃及的無國籍問題搬到國際舞台上的提議。外交部指示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的臨時代辦（chargé d’affaires）不要再繼續執行悄悄向聯合國遞送請願書的計畫。如同指示中所說的：「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冒著必須到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捍衛我們態度的風險。」其結論是，如果如何保護或是替無國籍的埃及塞普勒斯人取得國籍的問題被提交到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英國政府不願意將英國籍授予塞普勒斯人的決定就可能會受到公眾檢視。
聯合國在一九四九年的《無國籍研究》一書中對國際的無家可歸者提出了全面定義，並獲得機構支持。該研究詳細闡述了各國如何對居住在國內的所有無國籍個人賦予「受保護者」的法律身分，並提供與國民相同的權利。它明確認可勒內‧卡森等人在審議《世界人權宣言》時表達的觀點：所有形式的無國籍都違背人權，也違背了人類共同體的利益。不過，聯合國的《無國籍研究》顯示了心理學的新興重要性，以及對戰後難民的創傷有日益加深的理解。一九四九年的報告強調，喪失國籍或是沒有國籍的生活會帶來創傷的後果。無國籍對於個人是個問題，因為正如該研究中所說的：「無國籍者沒有國籍，這個事實會讓他處於非正常和低等的地位，降低他的社會價值，並摧毀他自己的自信心。」從對個人心理影響的角度來描述無國籍的後果，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間，對無國籍帶來的法律影響的強調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這並不是說法律倡議家和國際機構在早期對抗無國籍這個大規模現象時，並沒有將成為無國籍者導致的物質匱乏視為重要因素。不過，該研究強調無國籍的心理後果為問題的性質帶來了不同的重點：在這個以國家成員資格作為基本安全條件的世界中，它專注於非國家成員者的經驗，而不是把重點放在他們的異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