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數一數二的金融財團富邦集團總裁蔡萬才，其岳父楊肇嘉一九一三年結婚當天，在台中清水家裡「辦桌」。楊肇嘉曾回憶說，「在這樣鋪張的大場面中，主人家是來者必請的，這餐午飯的規模之大，可想而知。廚房大忙了一陣子，雞鴨不算， 連豬都準備了滿豬欄，不夠用了隨時宰殺，隨時下鍋。」
現代人結婚辦桌，不要說豬影子見不到半個，離自家廚房也三千里遠；飯店負責讓我們不用看見半隻會走路的豬仔，就能享用香噴噴的婚宴佳肴。
從九十年前到現代，婚宴形態變化如此之大，過程中，日本統治台灣的中期有了明顯的轉折。
一九一○年代，日治後第一批不念詩書而念科學、日文、上體操課的台籍知識階層紛紛進入適婚年齡，他們受西潮洗禮，辦起結婚儀式，有種種和傳統的妥協， 也開始有許多突破與改變。像楊肇嘉被秀才老父逼回台灣成親，一切任人擺布，按古禮進行，但他還是從東京帶回洋式大禮服，裹得全身「硬繃繃的」給賀客敬菸敬茶。再如淡水的李奎璧，念當時的最高學府「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任公學校教師，他一九一一年結婚，新聞報導指這對新人「不較聘儀之多寡。除去舊慣」，是「文明良匹」。
到一九二○年代，婚禮滲入的西洋元素就更多了。在婚宴方面，剛崛起巨富沒多久的基隆顏家，第二代嫡長子顏欽賢（戰後擔任過民社黨省參議員）於一九二六年一月結婚，啟用六部汽車，替代過去鑼鼓喧天的長長迎親隊伍，且婚禮結束隨即返回日本繼續課業，婚宴準備等四月再回台灣「盛開園遊會。披露結婚事」。
園遊會之外，一九二二年，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婚宴就比較像今天的形態，選擇在大餐廳辦「披露宴」（日語「披露」意指「宣布」）。杜聰明在其《回憶錄》 說，他們選擇在江山樓宴客，名紳齊集，「數百人呈全樓客滿之狀況」。杜聰明長女杜淑純的口述回憶進一步指出，當天「席開三十餘桌，有三百多人出席」。
日本時代，說起宴會應酬的場所，台北上流最常去兩處，位於今延平北路二段的江山樓正是其一。創辦人吳江山以自己之名給餐廳取了響亮的招牌，四層樓高的建築，在一般人都住平房的年代，江山樓堪稱雄偉如山。一樓有廚房和辦公室，二、三樓才是宴會場，四樓則有花園。一九三六年，一本婦女月刊《臺灣婦人界》，曾訪問了江山樓支配人（總經理）、吳江山的兒子吳溪水，他表示，江山樓可做到三百人的宴席。
一九三六年末，又到「娶個老婆好過年」的結婚旺季，《臺灣婦人界》在十一月號製作了結婚專題，調查了台北各種結婚禮服、嫁妝、家具和婚宴的價位。雜誌社走訪了七家最有名辦婚宴的餐廳飯店，江山樓以身為臺灣料理的代表餐廳而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