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MeToo事件爆發近兩個月來，加速「性平三法」修正草案（「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進度，尤其加重「權勢性騷擾」處分，行政院及立法院趕在7月底前完成修法。然加重處罰就沒事了？性平三法禁用「男女」一詞，直接讓「女性被消失」，這種失去了「尊重」的社會正義，還是正義嗎？
在此關鍵時刻，國人不免納悶，台灣明明有性平三法，從中央到地方廣設性平機關，官員們年年上課開會填寫數字，冠上「亞洲性平大國」當之無愧，何以今年５月底爆發台灣#MeToo事件，如同踩地雷般連環爆。
其實，#MeToo運動自2017年從美國開始，燒向全世界，堪稱性平大國的台灣並未跟上，足足落後六年，才以「女黨工遭性騷吃案」爆開，令國人訝異的是，此案就發生在台灣婦女運動先鋒部隊民進黨性別平等部（前身「婦女部」，今年2月更名），此後從政治、藝文、影視、媒體、學術、校園、社運及體壇一路延燒到各界，依「台灣防暴聯盟」蒐集至7/7共94件具名舉發，另民間統計約200件。
為要保護女性免於性別暴力及保住飯碗，台灣婦女運動早在70年代開啟拓荒，90年代解嚴後趁勢建立法律體系，兩千年後性平三法誕生，怎的50年後台灣爆出的#MeToo事件仍以「權勢性騷」為主（依台灣防暴聯盟統計約占八成），尤其本該防治及糾正性騷案的民進黨婦女部，竟在事發後以「大局為重」就地掩埋，喊了十多年的性別平等，形同說一套做一套。
究竟亞洲第一的性平大國怎麼了？筆者百思不解，直到日前閱讀到台灣婦運大老、前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顧燕翎教授一篇＜台灣#MeToo運動為何遲到？＞，才解開了迷惑，台灣近年如火如荼推展的「性別平等」及「性別主流化」中的「性別」，在政府請來的外部性別專家操作下，以含混的「多元性別」一詞取代。
該文中，描寫一段近年政府部會的性平相關會議中，最常出現的一段對話：「會議中，只要聽見有人說出『兩性』或『男女』，（政府的外部性別專家）就當面喝斥：『你沒有性別意識，不知道現在只能說性別或多元性別嗎？』」讀完這一段文字，真要為台灣女性同胞掉眼淚，原來台灣的性別政策場域裡，男「女」如同禁忌般「不能說」，如此「隨便」。
仔細回顧，這段女性變不見的歷程，有跡可循，2004年「兩性平等教教育法」緊急更名「性別平等教育法」上路，2008年實施已六年的「兩性工作平等法」改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將更名「性別平等工作法」），就連行政院「婦權會」也在2012年更名為「性平處」。
最有趣的是，台灣為要保障婦女權益，雖非聯合國會員仍自願加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CEDAW），自2012年起以CEDAW施行細則上路，每四年還仿照CEDAW國家報告，請國際審查委員以私人身分來台審查。2018年的第三次國際審查會議中，一位專家終於點出，「台灣政府對於性別一詞的概念及用法都不恰當」，要求照 CEDAW對於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的定義，統一法律和政策裡的性別用詞定義。
這一指正才讓人清楚看到，台灣舉全國之力參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結果被不恰當的「多元性別」一詞，直接在法令及政策裡「消除婦女」。在CEDAW公約裡，開宗明義「為要實現男女充分的平等」及落實男女平等，性別一詞就是指男女。令人納悶的是，對於國際審查委員的結論提醒，行政院性平會的專家會議只同意修正法規中的中英翻譯，但拒絕定義性別，性平政策的基調仍與CEDAW脫軌。
引起國際審查委員關切的「多元性別」一詞，出現在性平教育法第二條的「多元性別群體」．因無清楚定義，在各自解讀下宛如一把大傘般，將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特質通通打包進來，在國際社會間，跨性別及性別多樣性算出的性別有50幾種，請問台灣的性別平等政策及公文中，「性別統計」、「性別圖像」、「任一性別」、「多元性別」、「所有性別」、「性別目標」，究竟指的是什麼性別？
前年「免術換證」的性別變更議題更引發台灣部分LGBTQ成員質疑：「未術生理男進入女性空間，如何保障女性安危？」因而在公共政策平台提出兩個連署案，主張無論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為何，皆以生理性別為基準，才能保護女性的私密空間及運動比賽的公平性，並促成「No Self ID」社群成立，反對性別「自我宣稱」，關注此事在醫療、體育、婦幼安全、統計、語言等方面造成的負面影響。
這次台灣遲來的#MeToo運動，揭開「被吃豆腐」仍是女孩女性及少數男孩男性的生活日常，雖加速修法及加重處罰，但對女性（及部分男性）不公平不尊重的僥倖及卸責，仍藏匿在「多元性別」大傘下繼續混水摸魚。在此，筆者呼籲官員及民代不用怕，要有分辨誰在「胡說八道」的能力，別被少數外部性別專家唬弄，在台灣經歷#MeToo動盪後，正確定義性別，認真地還給台灣女性一個「尊重」。
*作者為台灣全國媽媽護家護兒聯盟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