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8年美國對中國發起關稅戰及其後的一系列貿易戰、金融戰、科技戰，中國大陸決策層愈來愈明白內需市場對經濟發展的關鍵作用。上月底，中國大陸國家發改委發布《關於恢復和擴大消費措施的通知》，對發展內需的經濟戰略有更深入的政策指引。如文件所顯示，對內需市場友善的各種政策，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將在各領域、各平臺，甚至各年齡層陸續推出。
遠一點來說，其實早在2007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已經看出經濟增長模式裡的潛在矛盾。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所向披靡，但問題已經逐漸醞釀。溫總理認為中國經濟愈趨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這「四不」矛盾代表對經濟模式變革的呼籲。
其後，在環境治理、能源轉型、精準扶貧、小康社會……等重大政策方向，幾乎環繞經濟結構再平衡的要求而制定，即經濟增長重心從生產導向轉為消費導向。誠然，當城鄉中產階級群體擴大，內需市場的消費主義理應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換言之，擁抱消費主義不僅是中美關係變化後一種防禦性的轉變，藉以擺脫對不確定出口環境的依賴，也是來自於廣大人民提高生活品質的渴望。國家經濟增長中有更大比重來自於國內消費，這是令人信服的經濟再平衡方向。
然而，經濟模式調整的理論是一回事，付諸實踐又是另一回事。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的超額儲蓄始終居高不下。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始終是謹慎消費的四座大山。2020年突如其來的三年新冠病毒疫情導致平均收入萎縮、醫療支出增加，更是使消費躊躇不前，拉動預防性儲蓄。中國人民銀行的報告顯示，高達58％的民眾資金配置傾向「更多儲蓄」，使儲蓄率由疫情前的33％（2019年底），上升到今年第二季的40％。
因此，發改委的《通知》包含擴大消費20條措施，希望擠出超額儲蓄到內循環消費。從穩定大宗消費、擴大服務消費、促進農村消費、拓展新型消費、完善消費措施、優化消費環境等六大領域著手。例如，各地區不得新增汽車限購措施，鼓勵錯峰休假、彈性作息，令餐飲、文旅等實體接觸性消費持續恢復等。不過，人是英雄錢是膽。沒錢難消費，在就業難、居民收入增長停滯的當下，各種促進消費措施能發揮多少作用？
著名的耶魯大學教授羅奇（Stephen Roach）在新書《意外的衝突》（Accidental Conflict）裡比較中美兩國的消費主義。中國家庭的儲蓄率大約是美國的五倍以上，固然美國的低儲蓄率不是中國想要的，但中國在追求消費主導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確實極度缺乏諾貝爾經濟學得主艾克羅夫（George Akerlof）和席勒（Robert Shiller）所提出的「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艾克羅夫和席勒認為，傳統經濟理論及其建立的模型本質上存在缺陷，因為它忽視了「動物本能」對經濟活動至關重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