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因為中國的鴉片貿易而致富：英國人、美國人、帕西人，當然還有中國人。一八五八年以前，當鴉片販售跟娛樂用途遭禁時，財富是透過走私而來。
中國南方沿岸是現代歷史上走私貿易最國際化的地方。英國人跟清朝打了兩場戰爭：一八三九到一八四二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及一八五六到一八六○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即英法聯軍），認為自己替西方利益打開方便之門。結束戰爭的條約跟協定「開放」了十五個中國外貿港口（包含四二年的上海跟五八年的汕頭），同時在五八年後讓鴉片在中國取得事實上的合法化。
這一切作為讓他們招致史家理所當然的罵名。他們強迫開放條約港口，會同其他帝國強權將港口轉變成半殖民城市，至少讓港口迎合外國資本的需求。然而當我們將注意力轉到跨地域的潮州人身上，卻會發現英國人在合法鴉片的時代並不是所向無敵。
將印度殖民地的鴉片運送到上海及香港，英國人確實獲利豐厚；到了二十世紀，他們也在上海經濟中舉足輕重。然而一八五八年後，潮州府潮陽縣的商人卻主導了上海及長江下游港口的麻藥交易。這些商人逐漸在中國最有利可圖的貿易中，邊緣化英國人的角色。他們也成功地在十九世紀，阻撓英國利益擴張。他們在同時代的中國人裡獨樹一格，在這個港口我們將看到的潮州當地人與帝國主義者競爭，還經常獲勝。
鴉片貿易在潮州海域各地，包含上海、東南亞及潮州人的家鄉，賺來巨額財富。透過鴉片貿易而來的資本，讓潮州人得以伸進比較不受汙名的產業―銀行金融、房地產、製造業與電影。鴉片撐起資本積累。在這方面，潮州的鴉片富豪與其他十九世紀國際貿易鉅子並無不同。
英美世界某些最富裕的家族，也是沿著類似途徑致富。透過鴉片運輸積累利潤後，他們將錢轉進其他需要大量資本投入的產業。這是蘇格蘭的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Company）與巴格達（經孟買）的沙遜洋行（David Sassoon and Company）的故事。一群驚人的美國菁英透過在中國販售鴉片致富：珀金斯、富比世、德拉諾、洛氏與羅素等家族。其中最大型的美國鴉片運輸集團― 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mpany），被稱為「美國的渣甸洋行」。這間成立於一八一八年的洋行崛起成為中國沿岸三大鴉片交易商之一。十九世紀在全球各地，鴉片讓許多家族發家致富。
行銷鴉片讓潮州人得以累積現代產業發展所需資本，並跟外國帝國主義者公平競爭的方式。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上海商人鄭宜賓相信參與鴉片貿易，是「克服外國強權寡占集團」的有效方式。潮州幫鴉片商一度挑戰並戰勝這些外國人。
一九四九年前，娛樂用鴉片是中國很受歡迎的男性社交活動。一八三八到五八年的清朝「禁煙」期間，因為吸食鴉片遭逮捕的人，多數宣稱是為了治療疾病，甚至成癮者也堅稱一開始濫用鴉片是因為醫療目的。鴉片據稱可以治療胃痛、生命能量混亂及種種更嚴重的疾患，包含瘧疾與痢疾。當時鴉片是多種疾病的醫生標準處方（事實上，買鴉片有時會被稱為「領處方」）。刑事案件中可以看到大眾深信鴉片是藥石罔效疾病的有效處方。麻藥即使無法治病，至少可以減輕症狀。
由於吸食鴉片深受歡迎，貿易自然有利可圖。我們已經看到，涉入麻藥全球貿易提升潮州當地武裝圍寨的力量。鴉片貿易也跨越地域帶來類似動能，特別是撐起了潮州商人在上海的經濟力量。讓這些商人得以金援故里的家族，因此跨越遠距離強化了宗族村落的羈絆。
＊作者麥柯麗（Melissa Macauley），美國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遙遠的海岸：中國海疆上的殖民擴張》（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