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經濟，誰來買單？有專家認為，中國當局與地方政府之間可能會就如何分配各種調整成本發生衝突，這將成為未來兩年最具爭議的政治難題之一。
姚艾琳（Erin Yao，音譯）想去學街舞和旅遊，這些事情是她在中國疫情清零期間想做也做不到的。
然而，她並沒有像許多經濟學家所預期的那樣，在中國取消清零限制措施後立即去追求這些目標，反而比在疫情期間更加節儉。疫情期間，她感覺自己不得不囤積一些基本日用品。
姚艾琳說，「我會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積蓄來應對突發疾病。如果我失業了，在找到新工作之前，我是否有足夠的錢維持生計？」
姚艾琳不願意花錢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成長模式造成的結果。許多人認為這種模式過於依賴對房地產、基礎設施和工業的投資，而沒有充分賦予消費者支配更多收入和支出的能力。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成長乏力給經濟再平衡帶來了焦慮。但是，將發展經濟的動力轉移到刺激家庭開銷，這將在短期內帶來更大的痛苦。
具體而言，提高家庭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意味著其他部門的份額下降，要麼是企業——尤其是中國龐大的工業，要麼是政府部門。
Fathom Consulting的中國經濟學家奧茨（Juan Orts）說：「它們的下降將使經濟衰退不可避免」、「我們認為這是中國當局不願付出的代價。」奧茨說，他認為中國正在走向「日本化」。所謂「日本化」是指1990年代開始日本經歷了經濟停滯的「失落的幾十年」。
社會安全網薄弱，誰敢消費？
從理論上講，如果姚艾琳能找到一份月薪超過8,000元人民幣（約1,097美元）的工作，她就可能消費更多。據就業網站Glassdoor的數據，這還不到美國圖書編輯收入的五分之一。
但中國就業市場疲軟，青年失業率超過21%，創歷史新高。佔城市新增就業崗位80%的私營部門，仍未從當局對科技和其它行業的監管打擊中緩過勁來。
中國當局雖承諾增加信貸，但企業最終還是受制於脆弱的國內需求。
想讓姚艾琳這樣的年輕人消費的另一個辦法是解決他們的不安全感。許多經濟學家呼籲中國政府加強社會安全網，重新平衡經濟發展。
在姚艾琳居住的北京，如果買了失業保險，累計繳費3至24個月，失業救濟金每月最高可達2233元人民幣，還不足以支付姚艾琳12平方公尺房間的租金。她的父母住在中國農村，很快就會到退休年齡，之後每人每年可領取最多1500元的微薄養老金。姚艾琳每月要花300元給父親買藥，相當於上一堂舞蹈課的費用。
「如果公共醫療保險能覆蓋老年人更多的開支，我會更有安全感。」姚艾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