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也評論，在紐約市政府強制調漲下，紐約今年的最低工資從 11 美元飆到 13 美元，明年又將衝至 15 美元，勞動力成本短短兩年內遽增 36.4%，使紐約市很多餐廳掙扎於存亡關頭，即使成功的企業也難以吸收如此規模增加的成本。結果，這家咖啡店的 150 名員工很快就會看到他們的實際工資降到零。
傅利曼認為，政府干涉民間企業並非好事，強調「政府管的越少，(結果)越好。」 因為政府的效率比企業差，而且政府做事會造成浪費，甚至容易發生貪污舞弊、官商勾結等弊端，危害市場與經濟。故「減少政府管制」與「節制政府支出」為其經濟原理重要主張。
自蔡政府上台二年多以來，為急於打破低薪困境，除了不斷公開要求企業應分享經營成果、為其員工加薪之外，也以較諸以往更大的幅度來調漲基本工資，還採行各式各樣特別的管制手段，例如上市櫃公司必須公布員工薪資資訊、徵才訊息不得僅列「面議」而必須公開揭示或告知薪資範圍、企業薪資水準列入政府採購評核等措施，企圖迫使企業就範為其員工加薪，可以說政府越管越多，完全和傅利曼揭櫫的經濟法則背道而馳。
事實上，對於政府干涉企業加薪的作為，普遍引發台灣企業“政府管太多”的抱怨，台積電前董事長張忠謀就曾呼籲政府別管太多，讓薪資回歸自由人力市場機制。
所以，是不是政府完全不管就是最好的政策？ 其實不然，「自由人力市場」只是社會運作的一小部分而已，社會還需要考量種種因素，例如社會秩序、社會福利、社會救助以及社會責任等。因此，為保障基層與弱勢勞工生活水準，政府仍有必要介入，只是應該適度介入、不宜過度干涉，畢竟政府任何舉措皆會因係「免費午餐」而產生「副作用」，故如何降低介入或干涉程度，以減少「副作用」的產生及其不良影響，才是重點。
然而，何謂適度介入？ 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不過我們可以從其他國家的做法來判斷“我國政府是否過度介入？”
根據筆者的研究發現，除了無法定工資的芬蘭、挪威、瑞典、瑞士以及新加坡 之外，當今世界主要工商業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大多實施「時薪」單一制的 「最低工資(Minimum Wage)」，像西歐大多數國家以及美、日、韓、香港、紐、澳等皆屬之，而同樣實施「最低工資」但是採「月薪」與「時薪」雙軌制的國家，只有法國與中國；至於台灣則採行「月薪」與「時薪」雙軌制的「基本工資」。
就管理面，「最低工資」與「基本工資」同樣都以最低工資金額為管控點，兩 者最大的差異是，前者偏重「地方分權」，後者則為「中央集權」；另外，從作業範圍面，「雙軌制」自是比「單一制」為大(按雙軌多於單ㄧ的簡單算術，約大一倍)。由此觀之，我政府介入的程度較先進國家為高。
再者，從台灣平均薪資比上述「工時單一制」國家薪資水準為低的事實，幾乎可以導出「較高的政府介入、較低的薪資水準」的結論，這不正是呼應了傅利曼的理論嗎？
平心而論，我國基本工資還有很大的調漲空間，仍有賴於政府介入促成，但政府也應設法降低介入的程度，減少「免費午餐」帶來的不良效應。
＊作者是國立中正大學企管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