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看到一些「推諉不知情」（plausible deniability）的案例，例如某國總統對於其之前擔任首都市長時批准的超大型BOT案表示一無所知、都是分層執行，或是食安問題爆發後，某食品企業大亨對於供應鏈的不良偷工減料行為表示震怒、痛心，決定提告，但也堅持不賠償消費者。
其實在戲劇、小說中，也常出現這樣的經典對話：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對話並沒有發生過，對吧？」
「你說什麼？我根本沒有見過你。」
是的，我們的政治運作並不透明，先姑且不論那些暗盤交易或黑箱密談，即使是一般性的日常運作，都有太多不透明之處。資料或許就在那，但是不夠開放，這代表我們絕大多數人可能不知道有這份資料、不知道用什麼手段取得、或取得成本很高，或資料格式跟更新的速率限制了處理的效率，以至於一樣無效。
我們的企業也一樣，在諸多食安事件之後，許多人試圖抵制這些大型企業，才發現他們早就掌握了我們生活中的每個面向，從食品到醫療、從通路到地產、從運輸到能源...他們都緊握在手，但，對於提供他們食品原料的那些公司，他們非常努力地讓自己一無所知，於是他們也堅稱自己是受害者...是我們這些貪小便宜的消費者害他們的。
但「開放資料」是包青天還是福爾摩斯嗎？其實都不是。「開放資料」讓習於不透明運作的組織得以變身，絕非打擊。正如本書作者 Gurin 再三強調的，開放資料浪潮是絕佳的創業良機，也是政府跟企業重新拾回人民信賴的契機，而非「你有我無」的競爭。
建構在 GPS 圖資跟天氣資訊上的產業已經是數百億美元的生意，而從消費者行為跟資料上探勘出來的廣告跟網路業支持著千億美元等級的科技新創，科學研究的開放更加速了新技術跟新藥物的開發，許多政府機關得以大幅降低無效率的採購跟浪費...而這些都只是開始而已。
我在2012年五月的《數位時代》雜誌專欄上曾討論過「開放資料的迷思」，當時政府開始大力推動開放資料，但是卻朝著「加值運用」的角度去想，所以不斷繞著故宮文史跟健保資料庫兩個看起來可以直接賣錢的標的在談，或是小家子氣地將接取交通資訊API當作收費項目，實在搞錯方向。我認為開放資料的確可以賺錢，但絕非直接販賣公共資料資產牟利。與其說賺錢，不如說開放資料可以幫助政府，也幫助人民監督政府更有效率地花錢，並且從資料中挖掘、重組、混搭出更具價值的創新。例如，面臨少子化，除了辦催生口號比賽或加碼補助之外，若政府用「正確方式」釋出幼兒園的設備跟人力資料，搭配上地理位置以及人口密度、地方平均所得、地價跟房價...政府就能自這些資料中快速對比，找出解決問題的施政方向之外，一般人也能從中判斷哪些地方適合育幼，更可激勵創業者利用資料作出具有高商業價值的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