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及可能對習近平集權造成約制的4種力量-江派、團派、太子黨及深層中央，均屬於中共黨內的特殊群體，那麼放眼黨外，是否也存在可能對習近平集權構成威脅的力量？答案很可能是民營企業，即中共所稱的資本家。
在共產主義理論中，資本家原本就被定義為無產階級的壓迫者、剝削者，中共也同樣繼承這種觀點。建政初期，資本家被歸類為「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中的右派份子，即使改革開放後引進市場經濟機制，允許私人創辦企業，但政府對市場依舊有極大影響力，企業在政府面前，始終處於被宰制的處境。
在這種體制下，政府一方面阻擋外資企業進入國內市場競爭，讓中國的本土企業獲得發展空間(例如百度搜尋引擎、微信社群網站分別是在谷歌、臉書無法進入下壟斷了市場)；但另方面，政府決策的不透明，也對企業帶來極大不確定性，以至於政府「想誰發達，誰就發達」，企業的發展，往往是「成也政府，敗也政府」。陳雲將這種模式稱為「鳥籠理論」，即無論市場經濟再怎麼發展，終須服膺於計畫經濟框架，二者關係就如同鳥與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開始緊縮私人資本，推動「國進民退」，即採取刻意扶持國有企業、控制民營企業發展，與1990年代鼓勵經濟自由化所形成的「國退民進」呈鮮明對比。而這麼做的原因，從經濟層面看，是面對全球市場動盪，有必要由政府出面穩定金融秩序；從政治層面看，則是中國在長期放縱資本發展下，效率不彰的國有企業競爭力不足，削弱了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能力，民營企業則挾龐大資本為後盾，不斷挑戰政府管制市場的底線，馬雲等企業鉅子更成為年輕人追捧的偶像。
2018年美、中貿易衝突加劇後，中國開始新一波對民營企業的控制，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騰訊創辦人馬化騰、聯想創辦人柳傳志等大企業家先後被迫退休或離開公司要職。2021年9月，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政策後，騰訊、阿里巴巴相繼宣布捐出500億、1000億人民幣響應，隨後騰訊又捐出自行研發的演算法技術「龍蜥」(Anolisos)，華為也捐出手機操作系統「鴻蒙」，這些舉動，被認為是民營企業向政府繳交「保護費」，以期政府別再干預企業經營。
然而企業家的低頭，並未能停止政府持續將觸角深入民營企業內部。美、中貿易衝突後，中國各省市政府開始將原本只在國有企業設立的黨委組織派駐於民營企業，陝西、甘肅、遼寧、重慶等地都傳出類似案例，但因分布較為零星，且企業規模屬於中、小型，尚未引起太大關注。2023年1月中旬，黨組織進駐巨型企業阿里巴巴後，始引發業界恐慌。據悉中共已在阿里巴巴集團、阿里巴巴集團總部、子公司螞蟻金服設置3個黨委，下轄25個二級黨組織、一百五十多個黨支部。這猶如在向外界宣示：中共將更全面的將影響力深入民營企業，因為如果連阿里巴巴這種量級的企業都無力反抗，其他規模較小者恐將無一倖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