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有被擋嗎？」我問她。
「我？」媽媽笑了。「我根本沒試。有位新同事推薦過我，結果發現我的出身。」
他們說，我也會為我媽媽家付出代價。我發現媽媽和她堂叔胡森做的紙模型，還有她童年畫的土地、工廠與公寓，全都真有其物，而且在我媽媽出生前都屬於她家所有，直到社會主義來臨，剝奪了她家對這些資產的所有權。黨部所在的那棟大樓，她和爸爸曾經在樓前向我解釋伊斯蘭教是什麼，那棟樓也曾經是她家財產。「妳還記得我們有一回在樓前討論伊斯蘭教嗎？」媽媽問。我點點頭。她問我記不記得，我們每回經過那裡，她都會抬頭看五樓沒有花盆的那扇窗。那裡曾經有一位疑似人民之敵的人站在窗前大喊「阿拉花瓜！」然後跳了出去。時間是一九四七年，那人就是她爺爺。
奶奶也向我交代了她的一生。從我偷聽她和蔻蔻特聊天開始，就不知猜了多少回，她從小到大都經歷了哪些事。奶奶一九一八年出生，是鄂圖曼帝國一位省長的二女兒，有位伯伯是帕夏。她十三歲進撒羅尼迦法語中學（Lycée Français de Salonique），是全校唯一的女學生。十五歲初嚐威士忌，抽了人生第一根菸。十八歲因為全校成績第一拿到一面金牌，十九歲首次造訪阿爾巴尼亞，二十歲當上總理顧問，成為首位進入政府機關服務的女性。廿一歲在索古國王婚禮上遇見我爺爺，兩人啜飲香檳，共舞華爾滋，為新娘感到可憐，同時發現兩人對王室婚禮的反感不下於對君主制的輕蔑。爺爺是社會主義者，但不主張革命，奶奶則隱約是進步派。兩人都來自著名的保守派家庭，世代散居鄂圖曼帝國各地。奶奶廿四歲當上母親，隔年戰爭結束，她最後一次見到撒羅尼迦的親人。廿六歲參加制憲議會選舉，除了女性首次可以投票，也是非共黨左派最後一次有人參選。廿七歲，那些參選人（大多是她的家族好友）統統遭到逮捕處決。爺爺提議找他們戰時認識的、即將撤離的英國官員幫忙，全家移民，但遭到奶奶拒絕。她母親從希臘遠道而來，照顧他倆還在學走的小孩，最近身體不適，她不想拋下母親離開。廿八歲，我爺爺被捕入獄，罪名是宣傳煽動，先是判處絞刑，接著改判終身監禁，最後減輕為十五年。廿九歲，奶奶失去罹癌過世的母親，三十歲被迫離開首都遷往其他城市，卅二歲進勞改營，四十歲已經有許多親人遭到處決或自殺，活下來的也都進了精神病院、流亡海外或待在牢裡。五十歲，她差點死於胸膜炎，六十一歲有了我這個孫女，成為祖母。接下來我都知道了。
奶奶說她曾經想教法文，因為那能讓她想起過去的生活，想起身旁所有人都講法文，還有法國大革命。她跟我講法文，與其說是身分認同，更像是一種反抗，一種小小的不服從，我以後一定會珍惜這件事，她想。等她離開這個世界，每當我想起這件事，就會想到自己出身何處，家裡的古怪政治，還有人們為了自己是誰而付出代價，不論他們想成為什麼。然後就會思考生命如何擺弄你的人生，讓你生來擁有一切，又失去一切。
但奶奶並不懷念過去。她並不想回到那樣的世界，家人都是貴族，講法文、上劇院，還有不識字的僕人替她煮三餐、洗衣服。她從來不是共產主義者，她對我說，卻也不渴望恢復舊制度（ancien régime）。她很清楚自己小時候享有特權，對那套特權有理的說詞也不怎麼買單。她認為階級意識和階級歸屬是兩回事，強調我家的政治立場絕不是沿襲先人，而是出於自由選擇；不是選擇最好用、對我們最有利的，而是我們覺得對的立場。「我們雖然失去了一切，」奶奶說：「但沒有失去自我，也沒有失去尊嚴，因為尊嚴跟金錢、榮譽或頭銜無關。我永遠是我，」她強調：「我到現在依然喜歡威士忌。」
奶奶心平氣和講述這一切，將自己的各個人生階段清楚劃分開來，努力闡明異同，並不時看我有沒有聽懂。她希望我記得她的人生軌跡，瞭解她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儘管路上經歷各種障礙，仍然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她從來不曾逃避，始終為自己負責。她說，自由就是意識到必然。
＊作者蕾雅．烏琵（Lea Ypi），倫敦政經學院政治理論教授及澳洲國立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專長領域為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目前在倫敦生活和工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自由：在歷史盡頭長大成人》（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