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下午，媽媽帶了一份《民主復興報（Rilindja Demokratike）》回來。那是首家反對派報紙的發刊號，報社的座右銘是「個人自由必須保障全體自由」。早在許多天前，就有傳言說報紙已經付印，某天早上會在書店販售，因為這裡只有書店有賣報紙。所有人都在等待，而且手裡不忘拿著空罐，這樣萬一被西古力米（Sigurimi）*訊問，就可以說自己只是在排隊買牛奶。爸爸大聲讀出社論內容，標題是「發刊語」。報社立誓將捍衛言論與思想自由，永遠只說真相。「只有真相是自由的。唯有真相自由，自由才能成真，」爸爸朗讀道。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發生的改變，比我出生到當時加起來的變化還多。對某些人而言，歷史就在那時到了盡頭。但感覺不像盡頭，也不像新的開始，至少不是馬上，反而更像證實了某位之前沒有人相信的先知所言不虛。他預言了人人害怕、卻又沒人認為會發生的災難。於是我們花了數十年提防敵人發動攻擊，為核戰做準備、設計地下碉堡、鎮壓異議人士、提防反革命宣傳、想像反革命的樣貌。我們拚命攫取敵人的權力、反轉對方的宣傳、對抗敵人腐化我們的企圖、和對方軍備競賽，可是當敵人真的現形，看上去卻和我們自己幾乎沒有兩樣。眼前發生的一切，我們無法歸類，無法定義自己失去什麼，又換得了什麼。
國家一直諄諄告誡我們，無產階級專政始終受到資產階級專政的威脅。只是我們怎麼也想不到，這場衝突的第一個受害者，最明顯的勝利徵兆，竟是專政、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這些詞彙的消失，不再屬於我們用語的一部分。國家衰微之前，表達那份壯志的語言本身就先式微了。社會主義，也就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消失了。共產主義，也就是我們期望建立的那個不再有階級鬥爭、人人都能充分發揮潛能的社會，也消失了，而且消失的不僅是一個理想或一套統治制度，還是一個思想範疇。
只有一個詞留了下來：自由。它出現在電視上的每場演說裡，街頭吶喊的每個口號中。但當自由真的到來，卻像沒解凍就端上桌的魚肉。我們嚼也沒嚼就吞下肚，但還是沒飽。有些人猜想，我們是不是拿到剩菜，有些人則說這只是開胃菜。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前的那幾天、那幾個月，我照樣走路上學，在教室裡上課，到街上玩，跟家人一起吃飯，聽廣播看電視，就和其他日子沒有兩樣。當初所有行動、需求與信念，後來在記憶裡意義統統變得徹底不同。當我們說起那段艱難時光，講的全是勇敢的姿態、適時的決定與成熟的反應，無法想像一路上曾經發生意外，計畫出過差錯。之前覺得天方夜譚的情節，後來都成了必然發生的事實。我們無法想像失敗。失敗是我們揮別的海岸，不會是我們抵達的港灣。
然而我對當時的記憶只有恐懼、困惑與遲疑。我們用自由稱呼那終於實現的理想，就跟我們之前一樣。但改變實在太大，讓人很難說那依然是「我們」。過去五十年來，所有人都活在同一個合作與壓迫的結構之下，扮演特定的社會角色；如今他們不得不變換角色，但扮演者仍然是同一批人。親戚鄰居和同事彼此敵對又互相支持、彼此猜疑又互相信賴、彼此監視又互相掩護。獄警曾是囚犯，受害者曾是施害者。
我永遠不會曉得，那年五月一日上街慶祝的工人和十二月初上街抗議的是不是同一批人，也永遠不會曉得，要是我問的問題不同，或得到的回答不一樣，甚至完全沒有得到回答，我會變成怎樣。
事情先是這樣，然後變成那樣。我先是這樣，然後變成那樣。
＊作者蕾雅．烏琵（Lea Ypi），倫敦政經學院政治理論教授及澳洲國立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專長領域為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目前在倫敦生活和工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自由：在歷史盡頭長大成人》（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