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閱讀清人筆記，特別是《北京竹枝詞》提到乾嘉時期洋貨充斥北京，如大小絨、嗶嘰、羽紗、紫檀、火石，及所製時辰鐘表等物，精巧絕倫。十八世紀朝鮮王國每年派使臣到北京朝覲，許多使臣的日記都提到北京繁華且奢侈景象。如朴趾源（1737-1805）於《熱河日記》載隆福寺：「階墄玉欄所布掛，皆龍鳳氈罽，而衣披墻壁者，盡是法書名畫。⋯⋯前年李懋官遊此寺，值市日，逢內閣學士嵩貴，自選一狐裘，挈領披拂，口向風吹氅，較身長短，手揣銀交易，大駭之。⋯⋯然今吾歷訪賣買者，皆吳中名士，⋯⋯其所覓物，類多古董彝鼎、新刻書冊、法書名畫、朝衣朝珠、香囊眼鏡。⋯⋯以中國人人能有精鑒雅賞也。」李德懋看到嵩貴在廟會市集購買高級狐裘，大為驚訝。朴趾源到北京正逢乾隆四十五年（1780）皇帝七十大壽，當時的隆福寺所賣皆氈罽、書畫、古董、朝珠、香囊眼鏡、狐裘貂帽等。嘉慶朝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續錄》載：「乾隆末，和相當權，最尚奢華，凡翰苑部曹名輩，無不美麗自喜，衣褂袍褶，式皆內裁。其衣冠敝陋，悃愊無華者，人皆視為棄物。」官員衣褂袍褶必稱宮樣，爭尙奢華，說明宮廷帶動時尚流行。
倪玉平、許檀等提到崇文門稅收的增加，他們雖留意了商業的發展， 但是未特別討論稅收和國際貿易的關係。雍正五年（1727）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乾隆二十年（1755）中俄商民開始在恰克圖貿易。又，乾隆二十二年（1757）所謂「廣州一口通商」。洋貨帶來了崇文門稅收的變化，第一、以「洋」為稅目數量增加。康熙二年（1663）規定：「凡外國進貢之人，帶來貿易物件，應令崇文門監督，止記冊報部，不必收稅。」 康熙八年（1669）崇文門訂立稅則，雍正八年（1730）關於皮張的稅則不多，包括上、中、下等三等貂皮，及豹皮、狐皮、水獺皮、虎皮等。 乾隆十七年（1752）增海龍皮、沙狐皮、羔皮袍、羔皮褂的稅額。乾隆三十六年（1771）增訂了洋貂皮、太平貂皮、洋灰鼠皮的項目，這些都是進口的毛皮。另增羽綢、珊瑚器、水晶器、碧霞璽、鐘表之稅則。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崇文門稅關徵收的布疋類中有「洋」、「回」的錦緞、布疋約17 項。皮張則增加20 種毛皮項目，而且依照服飾所需，分有「袖」、「領」、「帽沿」。 其他金線、絨氊、鏡子、八音盒、自行羊、顯微鏡、洋針、洋紅、洋青等更不可勝數。
第二、崇文門稅收在乾隆年間大幅增加。崇文門以菸、酒、茶、布四項為大宗，順治年間正額為85,099 兩，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額為94,483 兩。雍正元年（1723），正額為102,175 兩。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額盈餘共銀262,085.7 兩、乾隆四十一年（1776）為316,089.5 兩。崇文門關稅繳交戶部的定額約為110,000 兩餘。 嘉慶八年（1803）八月初三日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一年期內，徵收過額稅銅斤水腳銀102,180.81 兩，又儘收儘解參稅銀5.43 兩，盈餘銀179,359.54 兩。 自嘉慶十年（1805），八月初三日起至十一年八月初二日止計十二個月一年期滿，共收正額銀102,186.71 兩，收盈餘銀212,473.11 兩，通計正額盈餘儘收儘解共收銀314,659.82 兩。較比上年無閏月年分多收盈餘銀108.5 兩。稅收增加和洋貨在北京的流通不無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