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夏宜樓》小說描述一位書生瞿佶，在街肆上買西洋千里鏡。他登塔試眺，照見一位美女名叫嫻嫻，居處夏宜樓，容貌端莊過人，決計娶為妻。千里鏡打破男女空間區隔的藩籬，結局為「吉人既占花王，又收盡了群芳眾豔」。李漁是明末清初的文人，在那時代已經有西方傳教士引進洋貨到中國來，所以他是第一位把望遠鏡寫入小說的文人。
到十八世紀，《紅樓夢》小說中出現的西洋器物更多，該書描述劉姥姥進大觀園，見到自鳴鐘「只聽得當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賈府的大時鐘、大鏡子，婦女穿著毛皮服飾或使用瑪瑙、鼻煙壺等物品都是洋貨。然而，《紅樓夢》和清宮的洋貨比起來，又顯得小巫見大巫。清宮有粵海關大量採辦洋貨，乍浦港進口的日本洋銅和各種東洋器皿等，還有恰克圖俄羅斯進的毛皮、紡織品等。這些進口的毛皮、毛織品、珊瑚、銅、錫、鉛、玻璃、紫檀木、洋氊數量，令人嘆為觀止，可見清人對西方舶來品的興趣值得深入探討。
經由貿易數量的變化來觀察洋貨影響人們生活的品味，這是近年來中西學者關注的焦點。彭慕蘭（Pomeranz Kenneth）《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討論歐洲和中國的奢侈消費，如糖、絲、棉產量影響城市居民的品味。此外，西洋的眼鏡、飾品、毛皮與食品魚翅、燕窩等舶來品也在中國迅速的成長。彭慕蘭認為中國人對西方進口的舶來品除了燕窩之外，對其他商品興趣不大。
康無為（Harold Kahn）曾提到：「十八世紀的北京在生活方式或服飾上，並未模仿外人，也沒做過什麼調適，不像八世紀長安那樣，深受唐帝國外緣的突厥和波斯人的風格與貨物的影響」。
韓格理（Gary G. Hamilton）討論十九世紀俄國接受了大量的西方貨品，其接受原因是因這些貨品是歐洲製造的，特別是法國製造的。然而，親法分子掌握俄國後，就把這些西方商品留給俄國的貴族及其家臣使用。菁英分子有意藉著把這種貨品集中於君主，特別是凱薩琳大帝，以形成一種消費模式。南美的菁英分子也使用大量的西方貨品，菁英分子也是政治領袖，他們保有極大的優異性特點，作為維持他們的領導權的手段之一。在印度使用西方貨品是特殊分子，例如有知識的行政人員及商人等。如此看來，西方社會中菁英地位群體比較容易接受西方商品。
至於中國人基於文化的優越性，菁英分子不喜歡所有的外國人及外國製的貨品。然而，十九世紀中國處於內憂外患時期，統治階層與文武官員等都倡導簡約，而十八世紀盛清時期，皇帝宮廷生活無不奢靡鋪張，洋貨充斥宮廷。洋貨成為清朝帝國統治的利器，賞賜蒙古王公、西藏喇嘛等，締造太平盛世，不能忽視它的重要性。西洋物品在宮廷大量使用，北京內城是旗人居住的地方，城內的東西兩廟，東城的隆福寺和西城的護國寺，一日能消耗百萬錢，消費者極盡所能的購買洋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