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透過朝貢和貿易等途徑，大量異域文明的物質進入中國宮廷視野，本文僅針對毛皮、紡織品和金銀銅錫等項目討論，就可見難以估計的數量。這都得感謝清宮檔案出版，從細節中耙梳珍貴史料來。清宮庋藏的舶來品，亦通行於北京城市，十八世紀北京的崇文門已出現大量洋貨的稅目。宮廷的品味影響到北京市民，乾隆二年間御史周人際奏稱：「京師輦轂之下，人民輻輳商賈雲集，俗尚豪華。不獨八旗然也，今街市齊民悉著貂衣緞，旗兵其誰甘儉樸乎。
京師商民半係外至，外至者悉著貂衣緞，處京師者，又誰甘儉樸乎？」然而，商民或旗兵崇尚奢華也是仿效宮廷，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行下效的流行風氣，一改過去明代士大夫主導流行時尚。學者如柯律格（CraigClunas)、卜正民（Timothy Brook）、巫仁恕等討論晚明消費文化，認為晚明是由士大夫引導流行時尚，然而清代士大夫在創造時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已大不如前，取而代之的是北京的宮廷領導流行，尤以十八世紀的乾隆朝為然。
究竟用什麼角度來看十八世紀的洋貨？近年來學者提出「現代性」的解釋，一反過去現代化理論強調中國西化的模式，現代性闡釋中國接受外來文化有一種擴散的歷程。鄭揚文教授認為洋貨要單一階層的流行並不等於開消費文化的確立，必須等到由部分人口擴散到其他階層，從城市擴至其他非城市地區，其擴散與否必須與中國人既存的食衣住行習慣相合，才能跨過階級漢城鄉的藩籬。963 本書探討清宮寶藏之洋貨亦是有層次的往外擴展，首先是帶動京城時尚，再由北京往外擴展到其他地區。最顯著的是北京蒙古王公每年到北京朝覲駐錫外館，附近有一、二百多家雜貨店，販售銅盆、銅器皿、銅佛像等。至今參觀蒙古共和國的博物館都可以看到各種銅器皿。
其次，宮廷利用洋貨的材料，融入宮廷文化特質，再經設計、創新式樣，洋貨的用途已超乎西方人的想像。韓格理討論中國人所接受的進口物品經常與當地的模仿品相競爭，中國當地的模仿品在進口貨的競爭中，很快的就掌握了相當數量的市場。譬如中國進口洋銅為鑄幣用，但宮廷製造無數的佛像、祭器等也使用洋銅。宮廷的式樣稱為「內造樣」、「宮樣」，內務府工匠做的樣必須透過皇帝審核通過才能成做器物，宮廷精心製作，成為北京消費大眾仿效對象。文人的竹枝詞提到穿著和配飾的洋貨，如：「紗袍顔色米湯嬌，褂面洋氊勝紫貂。班指要人知翡翠，輕寒猶把扇頻摇。」洋氊、紫貂、翡翠都是極為珍貴的洋貨。又如「滿身翡翠與金珠，婢子扶來意態殊。不過婚喪皆馬褂，手中亦有鼻烟壺。」但是洋貨也不是品質保證，俄羅斯進口的洋布有「綿袍洋布製荆妻，顔色鮮明價又低。可惜一冬穿未罷，渾身如蒜伴茄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