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府於一九五○年一月六日正式承認新政權。只是令人困惑的是，位於新首都的北京當局並沒有對此作出任何回應。反之，北京拒絕承認英國或其他北約集團外交官的地位。一九五○年年底，中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韓戰，情況進一步複雜化，隨著衝突持續到一九五三年，衝突似乎隨時可能再擴大，英國官員不禁思忖，一旦衝突發生，該如何處理英國船上的中國海員這類問題。自一九四八年起，他們一直在馬來亞對抗以中國共產黨為主的叛亂。香港的安全與否引發極度焦慮。像太古這樣的公司當然想知道在暴力接收似乎有其可能的情況下，對殖民地進行大量投資是否明智，不過這威脅將會過去，因為新政權似乎願意等到其他時候再逼他們做出決定。但殖民地發生的事件也有可能引發跨境反應，一直是這段歷史的一個特點。接下來也還是如此。一九四八年一月，在抗議香港警方試圖驅逐九龍寨城（Kowloon Walled City）非法占住者所引發的騷亂中，太古廣州辦事處慘遭燒毀。內戰本身給殖民地帶來了大批人潮。在實施邊境管制的一九四五至五一年間，共有一百四十萬難民前來殖民地避難，在接下來的十年又增加了四十萬多人，其中包括許多對香港經濟有重大影響的企業家。他們帶來了技能、資金，有些人還帶來了他們的資產，船隻也不例外。香港如今踏上了成為冷戰飛地和製造業奇蹟之路。
英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時已經是一九七二年，而英國駐北京特使自一九五四年起才得到某種承認。在此同時，新政府在鞏固對大陸的控制，征服華南和西南地區，將國民黨軍隊趕出海南島，並發動一場血腥的「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在一九五○年三月屠殺七十多萬人後（遠遠超過政府要求的人數），並沒有針對在中國的外國商號制訂任何具體政策。新政府對他們提出的唯一規定是：要求他們繼續運作，而這變得越來越不容易。
如同其他外資公司，太古公司在中國的利益實際上被挾持直到最終倒閉。起初，董事和經理們認定，共產黨得勝後商業生活將重新啟動，而且可能會隨著其利益而繼續發展。一九四九年六月，太古甚至認真考慮是否能讓國泰航空經營香港到上海的航班。儘管提升競爭力和效率（以便獲得收入）的經營過程日漸遭遇阻礙，他們仍被要求繼續僱用員工，而且要保持他們的設施處於穩定作業的狀態。政府對他們課徵各式各樣的新稅。最終，甚至出售任何多餘的物品都需要官方許可，在某個請求中，要賣的是十六張書桌和桌子、三個吊扇和八臺舊打字機（因為需要打字的文件越來越少了）。中國在答覆這份瑣碎的清單上延宕多時，太古還為此拜訪英國大使，請他協助以得到回覆，任何答覆都好。公司的現款短缺。於是開啟了「中國消耗」（China drain），太古在一九五四年初時，每個月要拿出一萬英鎊從香港匯入中國。而為了保持資金流動，外國員工被禁止離開中國，有些人在正式申請出境簽證後多年都還不能離開。個人得對他們的公司負責，這也包括對行政或技術錯誤負責。這段被稱為「人質資本主義」的時期，以太古為例，持續了五年，等到太古離開中國時，其他大企業也紛紛設法脫身。到了一九五七年，只剩下殼牌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屹立不搖，它們是英國勢力進到上海一百一十四年的最後遺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