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些經濟學家的描述，過去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問題，而不是周期性的。"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並存"的格局難以根本改變，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利結構調整、體制改革和增長質量的提高；相反的觀點則認為，中國經濟過去長期處於有效需求不足狀態，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以扭轉GDP增速持續下跌趨勢，並且為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創造有利條件。
以中國社科院金融專家余永定等為代表的學者近年來一直呼籲中國政府要實行更加激進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余認為，在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下，彌補"總需求不足"，扭轉中國GDP持續下跌趨勢的主要出路依然還是基礎設施投資，通過政府支持的基礎設施投資創造「擠入效應」，帶動私人投資，進而帶動整個經濟的增長。而中國的基礎設施有很大投資空間，包括新基建，以及在技術革新、產業鏈重塑和民生工程等方面，都需要政府投資的貢獻。
中國經濟和《馬斯特裡赫特條約》
中國政府之前接受的是前者的主張，強調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穩健，宏觀政策相對偏保守，具體表現在嚴格執行《馬斯特裡赫特條約》關於政府赤字率不得超過3%的警戒線，雖然在疫情期間偶爾有所突破。然而，今年中國經濟弱復蘇的嚴峻現實，迫使政府不得不採納後者的主張。
目前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中，像世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上海財大校長劉元春以及北大國發院姚洋等一批學者都建議，逆周期的調節要實行積極或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他們中的一些人，比如央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2016年的一篇文章就分析稱，財政赤字率並不存在確定統一的警戒線，其高低應根據一國的債務余額和結構情況、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利率水平等因素綜合考慮，《馬斯特裡赫特條約》3%的警戒線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
盛松成認為2025年將赤字率擴大至4%的水平，甚至更高，仍可將中國政府的負債率控制在70%以內，不會帶來較高的償債風險。也有學者表示，只要中國經濟處於6%或以上的增長空間，就業和收入有一個持續的保障，就不必擔心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帶來高通脹，亦即通脹不會成為一個嚴峻問題。
但這些主張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經濟學家，也表示要接受過去的教訓，不能把發展經濟的責任簡單推給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必須承擔更多的基礎設施投資的責任。地方債的產生和房地產經濟模式的出現，原因雖然很多，但與中央政府將經濟發展的主要責任讓地方政府來承擔，卻又不給地方政府相應財力做支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說白了就是，朱鎔基在1992年實行的分稅制改革要為今天的局面負重要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