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位網紅在直播中批評國軍志願役「都是廢物」，引來國防部提告，網紅是法律系科班出身，回擊說：「誹謗罪的客體是自然人」「對象須可得特定」。後還大言不慚地留下一句「基本法律常識與行政機關國防部共勉之。」所言大體無誤。只不過應作「行為人是自然人」，客體是「自然人或法人之名譽信用」較正確。且涉及的是主觀的意見評論，而非客觀的事實傳述，應論以刑法309條「公然侮辱罪」，而非310條「誹謗罪」。
各方紛紛出招以法律方式壓制她的氣焰。藝人陳為民挺國防部，在臉書流言「告死這隻賤畜」。網紅又回嗆陳為民辱罵自己為「賤畜」，要藉由告陳來「教國防部如何正確告『公然侮辱』」。也有人在刑事之外，想另以民事管道請求損害賠償。但民法184條第1項及195條第1項侵害人格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主體必須是自然人或法人。「志願役」既非自然人，也非法人，也不是行政機關。依民事訴訟法第40條：「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中央或地方機關」才有民事訴訟法上的當事人能力。但志願役顯然連民事訴訟上的當事人都不具備。大家真的拿網紅沒辦「法」。
除了法律之外，社會有無其他系統可以處理這些不犯法卻令人不舒服的問題？孟德斯鳩《法意》（法語De l'esprit des lois）一書最為人知的是憲法上的權力分立論，實則其中還提出宗教與法律的互補作用。法律僅要求做不犯法的公民，宗教還勸勉人修身成為聖人。法理學家伯爾曼《法律與宗教》認為即便在宗教改革，政教分離後，法律與宗教仍是西方社會剛柔互濟的力量。
我國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走的是一條移植西方法律的路線。胡適〈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記載晚清革新志士王照，戊戌年間與康有為有一段對話，王照說變法改制僅收一時之效，廣設學校革新風氣，才是久遠之道。康有為回答變法方能應眼前之急。王蘧常〈嚴幾道年譜〉記載光緒三十一年清廷鎮壓革命勢力，孫中山避走倫敦，偶遇嚴復。嚴復說：「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孫中山回答待教育發揮成效，已亡國滅種。「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學習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當然有其必要，但百年樹人的教育體系，也須著重。 西方社會倚賴宗教輔助法律，傳統社會仰賴教育（書院及士大夫的民間講學）的隱性力量，調和法律的強制性。法律的移植一朝可成，但西方的宗教文化難以全盤複製。
過去西方人的人生理想是透過宗教得到靈魂解脫，中國人則是通過教育，修身成聖。所以荀子〈勸學篇〉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所謂的「學」是「學聖人道德」，並非僅技術性知識的傳授，所以孔子說「君子不器」，君子並非如器用工具般，僅具技術實用性知識，而是擁有人格理想。至於經濟活動是達到成德成聖目的所必須的附屬技能。但當代教育則倒反，以經濟活動的本身為目的，只有足以牟利的技術性知識，方被認為是「有用」的知識。亞里斯多德所謂的「學習如何過美好人生」、孔子所謂的「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都已不再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傳統以「成德」為核心的教育體系，雖非宗教，但含有宗教淨化人心的色彩。當中西教育都轉換為以技術性知識為導向的現代大學時，西方歷史畢竟還有淵深的宗教傳統，例如：德國在宗教中立的原則下，學生仍可自主選擇修習宗教課程。但在我國，儒家式成德教育全面崩解，則法律之外，欠缺解決社會問題的柔性資源，以致屢有「徒法不足為政」的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