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銀的使用普及，首先是經濟自身的貨幣化需求，就外在供給而言，也依賴於海外白銀的流入，這是中國海外貿易與地理大發現的因緣際會。白銀繁榮於大明帝國之際，無意之間，也埋下毀滅的種子。
追溯明朝在一六四四年的滅亡，應該回到更早。明朝是中國新舊世界的節點之一，明朝一方面延續此前歷代的演變邏輯，另一方面也為明清時代的轉折埋下伏筆。在時間坐標軸上，明帝國對應著歐洲石破天驚的變革，出於比較的慣性，史學家總喜歡從明代入手來剖析千年得失，一切無關緊要的年分亦被標注在案，賦予深遠意蘊，比如黃仁宇的一五八七年，再比如漢學家芮樂偉．韓森的一六○○年。
對於中國而言，一六○○年是一個分水嶺。一生都為中國著迷的韓森，其視角與我們慣常的思維不同。她指出一六○○年之前，中國其實是「開放的帝國」。她放棄慣有的王朝劃分，將一六○○年之前的中國定義為三個時期：首先，從商周到秦為第一階段，這是西元前一二○○年到西元前二○○年的構建中國時期；其次隨著西元前三世紀秦代的統一，本土道教開始有組織地興起，眾多佛教徒也來到中國，中國開始了面朝西方以及印度的一千兩百多年；最後則是從十世紀到十七世紀開始轉向北方，大部分時間中國都處於北方游牧民族的統治之下──同時他們也被日益中國化，蒙古人仍舊是明朝的最大戒備對象，最終則有東北滿族的崛起。
一千六百年前後發生了什麼？伴隨著巨量白銀的流入，白銀在中國的地位在明代中葉之後有增無減，從各方面鞏固了銀本位的地位。不少學者強調張居正「一條鞭法」的作用。「一條鞭法」的推行徹底廢止了洪武體制，上接中唐楊炎的兩稅法改革，下接清初雍正的攤丁入畝制度，令中國財賦體系最終告別實物稅，轉向貨幣稅。學者們普遍同意，它進一步加大了明代經濟白銀化程度，根據學者彭信威估算，明代兩百多年內，金銀比價從明初的一比四、一比五到明末的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三。貴金屬的流動看似只是經濟行為，但其作用以及副作用則相當漫長，甚至影響了一個帝國的興衰。
祕魯銀礦發現之後，歐洲銀礦大部分廢棄，日後聲名鵲起的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斷言，美洲銀礦不僅對歐洲銀的價格有影響，而且對中國銀礦的銀價也有影響。他目睹了十七世紀貴金屬對於歐洲的影響，也注意到這種新舊大陸之間的交易對於彼此的影響，「以金運往印度，又不如以銀運往印度為有利，因為在中國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純銀與純金的比率，通常為十對一，至多亦不過十二對一。而在歐洲，則為十四或十五對一。在前者方面，雖能以銀十盎司至多十二盎司購得金一盎司，在後者方面，則需銀十四盎司乃至十五盎司。因此，對於航行印度的歐洲船舶，一般地說，銀是最有價值的輸運品。對於向馬尼拉航行的亞卡普科船舶來說，也是如此。新大陸的銀，實際就是依著這種關係，而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處相隔遙遠的地區聯絡起來的，大體上也以銀的賣買為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