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日本金本位的重要轉機，都是在十九世紀晚期才完成，其中不得不提一位傑出人物的力排眾議與大力改革，這就是薩摩藩武士出身的首相松方正義，他從一八八一年起主導日本財政超過二十年。在十九世紀末，國際銀價大跌，間接帶動日本出口繁茂與企業興起，但是松方正義觀察到印度作為英國殖民地在一八九三年實行金本位，開始不顧分歧強行將貨幣體制引向基於金本位的現代貨幣制度。隨之，日本進行系列改革，一是在一八八二年通過制定《日本銀行條例》，規定中央銀行是唯一有權發行紙幣的機構，二是利用甲午戰爭的賠款在一八九七年實行金本位制。金本位當時是世界潮流與標準體系，日本實行金本位一方面可以抑制當時日本民間的投資熱潮，另一方面使得日元獲得國際認可，也使得國際資本在日本投資更為便捷。更重要的是，金本位不僅使得日本可以實現甲午戰後經營，更可以使得日本加入以英國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成為二者聯合起來進行日俄戰爭的前提。
最後，從政治角度審視中日貨幣，又有不一樣的景致。眾所周知，完善的貨幣金融制度對於後發國家的工業起飛意義重大，但對比貨幣制度差異，其實中國與日本的時間差也就是二十年：一八七○年日本鑄造「龍洋」，一八八七年廣東也開始鑄「龍洋」。一八七一年日元誕生，日本試圖建立金本位，未成功。一八八二年日本銀行成立，同年中國開始機器製錢。一八九七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一九○五年大清戶部銀行成立。
二十年的時間在歷史中不過轉眼一瞬，但在劇變時代則至關重要，落後二十年已經足以錯失金本位的時間窗口，這也意味著錯失歷史機遇。金本位乃至信用貨幣在全球成為主流，其實也就是十九世紀晚期的事情。對於這股歷史潮流，中國也曾想加入，但國內爭議以及利益分配糾纏之下，始終是一步慢，步步慢。晚清在系統性落後的情況之下，貨幣或者金融改革難以單邊突進，也無法倒轉歷史紅輪。
甲午戰爭是帝國夢魘的深化，觸發隨後一系列政治破敗，正如清末惲毓鼎所評價的那樣，「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在經濟上，變動中的中國繼續依賴白銀，國際市場的白銀變化對中國的影響更加劇烈而直接。白銀變化劇烈引發經濟政治的諸多痙攣，直到二十世紀三○年代才重新梳理清晰。
＊作者徐瑾為中國經濟學者，現為英國《金融時報》旗下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著有《有時》、《印鈔者》、《凱恩斯的中國聚會》，本文取自作者新著《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