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在《立場新聞》工作，如果要去考慮這個，倒不如一開始在《立場新聞》關門以後就不再做相關工作。我可能去開Uber，但開Uber在香港也是違法的，或者去送Foodpanda，應該也不會餓死吧！我為什麼還要跑出來做新聞工作？就是我覺得我喜歡、我覺得有需要，可能有風險的考慮我把它們放到很後、很後的位置。
DW：自己出來做自媒體之後，有沒有遇過讓你覺得心中警鈴作響的事，或者收到來自官方或警察的警告？
林彥邦：我必須要說，還真的沒有任何官方的信號發過給我，好像當我不存在一樣。比如說有沒有被人跟蹤，經常我們這一種人都會留意，而且我本身開車，如果你要跟蹤我是很明顯的，但還真的沒有。到現在為止，我也沒有收過任何所謂「善意的提醒」，從來沒有，這還是挺意外的一件事。不光是我，其他人知道從來沒有人管我，也覺得很意外。
你說有沒有我自己覺得「啊，這個很危險，要不要先不寫」之類的，或許有過吧，但最終我應該都是會選擇繼續寫的。要去想有沒有可能有危險的話，那代表那個事情應該是有價值的。既然它是有價值的話，就不要想太多了。
最新的例子是昨天有一個《南華早報》的記者在中國不見了，共同社寫的。今天香港主流媒體沒有任何一家有提過一句這個新聞報導。你想像幾年前、或者說10年前，有香港記者在大陸採訪消失了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它應該會是頭版，但是今天沒有任何一家香港主流媒體有寫。他們心中可能覺得這是有風險的事，才會有這樣一個結果。但是我昨天知道之後，第一個念頭就是一定要寫，我要確認的是這真的是共同社寫出來的事情，而不是不知道哪裡來的，有一個明確的來源就行了。這個事情太重要了。
我寫好、發布出去以後才有香港記者朋友跟我說，這個東西我們不能寫、不敢寫。他是哪一家就別說了。已經有共同社這個擋箭牌在前面，你可以直接引述，但是他們上面都說不可以。他說，我現在看到只有你寫出來。我是到那個時候才想：哦，完了，這個是有危險的嗎？我還真不知道。這樣也算是有風險的東西嗎？但是現在香港的狀況就是這樣，他們連這樣的東西也會怕。
DW：主流媒體有自我審查的情況，那你會不會擔心為還在香港的受訪者帶來麻煩，陷入一種不是擔心自我安危的自我審查？
林彥邦：李立峰（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有一個說法，他說這是「愛與道德的自我審查」。對我來說，我看的只有一個事情，就是這個東西是不是值得去寫，如果是，我自己的風險就不想太多。我也不想經常去想會不會為對方帶來什麼後果，這個部分你可以說我不負責任，我把考慮交給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