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台灣，計程車司機是我「採訪」樣本最大的族群。由於每天要坐4-5次計程車，去各種採訪地點，每次2-30分鐘的車程提供了恰到好處的對話窗口。司機們只要一開口，我們一應答，遮不住的大陸口音就把身份「暴露」了，於是他們的好奇心，我們的好奇心，一起促成了一次次關於台灣選舉的聊天。
以前對北京計程車司機聽床師的名聲就早有體會，一上車京片子們各個都深諳中南海秘事。台灣司機則分成兩大類，一是從自己開始說起：曾經的發家史，與對岸的淵源，旅遊的見聞，如今的境遇如何形成了他們如今對兩岸的看法；二是將台灣各大媒體對候選人兩岸政見、個人醜聞、黨派紛爭給你一一道來，從而有選擇性的為你呈現出他們選擇的理由。
追根溯源派
第一類計程車司機，我簡稱「追根溯源派」。他們很愛談論自己的祖籍，也愛問我的祖籍。跟他們的溝通開頭總是：你來自哪裡？這時候他們一定不是期待：中國這麼籠統的回答，你必須要準確告訴他們到底是哪個省份。這樣的司機大概率偏藍；原因很簡單，透過講述淵源他們希望跟你找到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在乎自己祖先的過去，也堅信這種過去對台灣的現今仍存在某種牽絆。可能牽絆這個詞有點用詞不當，較真的人會問為什麼不能是成全？我想主要是在如今的局面下，這些過去經常被有意無意地理解為一種「包袱」。都說忘記過去是一種背叛，而在這個脈絡裡，記得過去似乎成為對台灣現今的背叛。
這種牽絆的規律也適用於許多其他的訪談對象：眷村的老兵，跟隨國民黨一起來台的軍隊護士，製作江浙甜點的點心師，金門的鋼刀傳人，躲避戰亂的旗袍裁縫。他們就像白先勇筆下的「台北人」，固執地守護一個手藝，一段記憶，似乎對過去的捨棄就是把魂給丟了，只剩一具肉身在台灣遊蕩。不過他們並不似小說中的人物，都那麼「老無所依」；他們中有的透過這種固守賺到一個不錯的營生，有的由於從事行業的敗落，成為為數不多的「非物質文化」從業者。但他們對過去的堅守卻不因產業的繁榮與衰敗而動搖。
與之相對年輕人如果堅定的表示不知道祖籍在哪裡，那麼不用懷疑，他們就想堅定地向你表明自己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台灣人。因為有時不是我主動問，而是他們略帶抱怨地笑稱：對岸的人好喜歡問祖籍哦，好煩惱哦，我還要專門打電話回家問。我想他們或許真的不知道，或許不感興趣知道，或許假裝不知道。
這不禁又讓我想到美國人對自己祖籍的態度。幾乎每種族裔都在美國自豪地慶祝自己的節日。民選官員也樂於在各種族裔的大遊行裡露臉。在紐約的埃利斯島還有一座移民博物館。在《全民情敵》這部電影裡威爾史密斯飾演的男主角還幫女主角在這座移民博物館裡找到她祖先的簽名，女主角看到自己祖先的名字時激動得熱淚盈眶。一開始看這段情節不大理解女主角當時的反應，在紐約生活多年後才感覺到大熔爐的意味：如何在一個多樣性社會裡既融入又保留一份獨特性，這個問題似乎在美國已經是一個比較久遠，能夠泰然處之的脫敏問題，而在台灣還是一個撬開對當下政治態度的小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