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面對割臺不能不與現實妥協，基本上留一部分族人在臺以承管家產，必要時甚至與日人合作，以維護身家安全，尤其是與清廷較疏遠的頂厝系（林奠國系）。然而，族人的內心終是矛盾的，因而形成各種反應模式，可分為政治上的順從、經濟與社會面的合作、生活上的避世等。
（一）政治上的順服
1895年，日軍佔領臺北後不久即派兵南下，沿途曾遭逢臺灣民軍之抵抗，但均一一擊敗進抵中部，而林家基本上採取順服政策。
據稱林朝棟離臺內渡時，告誡堂弟林紹堂（朝選）毋生事，因此林家並未領軍抵抗，但亦不捐助兵餉。日人甚至有報告稱，林朝棟曾派人赴某師司令部，請求歸順，並獻納武器；日軍佔領彰化時，又來履行前約，表明永遠歸順之意。按，朝棟在日人攻彰化前已內渡，此事當予存疑。惟林朝棟擁有能戰之鄉勇，未曾抵抗即行內渡，頗引起物議。有傳聞稱林朝棟之弟某人曾引日軍入臺中，以保家產與報私怨；也有人毀謗林朝棟接受日軍100元而返唐山；又有人用泥土塑朝棟像加以凌辱。這些顯然是因對林朝棟失望而生的謗詞，不可盡信。
至於其他林氏族人是否曾派人與日軍洽談，不得而知。據林家族譜記載，清廷下詔割臺後，官員多內渡，地方治安迅速惡化，林文欽曾派鄉勇巡邏各地，保護行旅居住安全，免除盜賊之患。至於林文欽有無可能基於治安的理由，派人與日軍洽商，以早日恢復秩序，待考。按，清時社會治安不佳，盜匪往往趁戰亂時胡作非為，臺灣既已為清廷所棄，紳民為保鄉、保身家，多有迎接日軍以求早日恢復秩序之事。據傳，日軍曾駐屯阿罩霧，首先騷擾林家，而林家的因應是「婦女亦不許避」，真相如何待考，但可知林家對日軍至少採取順服的態度。
光緒22年（1896）5月22日、23日，北投（今南投，含草屯鎮）居民憤于日軍之屠殺，乃群聚欲進攻大墩（臺中縣治），各姓響應；據稱林文欽、林紹堂欲從中攔阻，紹堂勸告他們延至次日再攻，但23日晚，攻大墩者因逢大雨，火攻未成，眾乃散歸。《族譜》亦稱光緒22年6月，土匪猝發，襲南投、攻臺中，鄰近莊人亦蠢蠢欲動，林文欽遣人諭止。二者所記當是同一事，惟日期一曰5月，一曰6月。由上例可知，林家由屈從日本統治，進而主動協助維持治安，以免家族權益受影響，可見林氏族人至少在形式上已接受日人之對臺統治權了。
清末頂厝林文欽因與清廷關係較疏，且其母羅太夫人年邁，不耐波濤，又奉有林朝棟指令，因此並未離臺，而時年15歲之長子獻堂奉羅太夫人之命，率全家40餘口內渡泉州晉江縣避難。其後因當時泉州鼠疫流行，而所攜資財有限，乙未之役結束後，林獻堂又帶家人返臺。此後，頂厝林家在日治時反而逐漸超越下厝，與此一決定有關。
（二）經濟面的妥協、合作
日人一方面逐漸剝奪清治下臺灣豪族之地位，以樹立其統治威權；但另一方面也對順從之豪強的權益，作某種程度的承認。茲以林家利源之一的樟腦為例說明。
劉銘傳時代林朝棟控制中部樟腦之產銷權，其下轄有隘勇營，維持番界之安全。日人領台初期，官力有所不及，1896年3月，總督府以敕令39號，襲用撫墾制，林家權益乃不受影響。然而，總督府控制手段步步逼緊，1896年，臺中縣政府諭示林紹堂，其所自置之隘勇，自10月1日起，需接受其管理，每月發給貳仟圓為薪糧之費。其中重要條款為：
- 隘勇人數定為400名，成員如有變動，須隨時報明；
- 隘勇須聽從官府調遣，並不得有暴行；
- 火藥由地方官稟請總督府軍務局補給。
換句話說，日本當局容許林家保有一定數目之隘勇，以維護其樟腦權益，但喪失主導權，而須聽從其調度、接受其補給。
1898年6月，臺灣總督府為控制世界市場，進一步發布律令，改樟腦為專賣事業以控制產銷。1899年6月，設臺灣樟腦局以執行任務，3年後，收益大增。同時，總督府為強化統治與增進山地資源的利用，將隘勇線逐步向內山推進。林家之隘勇在1901年臺中改為廳後，林紹堂轄下之原林朝棟2營隘勇仍允許保留1營，保護水底寮至埔里社間之製腦業者。在1902年後之討蕃事業中，隘勇、隘丁多被動員起來執行任務，如1902年之討伐南勢蕃稍來社，林家所統轄之隘勇自亦配合政策，聽候差遣。
在日本統治下，林家政治上難以發展，自然轉向經濟求出路。為此，甚至與日人合組公司，如林紹堂曾與藤田、住友兩會社組「台阪公司」，從事熬腦業；惟此項合資企業不甚成功，而於1898年9月13日宣告倒閉。
至於林朝棟，雖身在大陸，但仍心掛臺灣產業。他先派其子林子佩入籍，以承管巨大家業；林子佩死後，由季商、瑞騰接替。其中季商之角色特別值得注意，由於目前所搜集之資料未齊，無法得知其活動之全貌，在此僅舉一例說明。如林季商在臺中大街設有「合昌商會」，1900年9月，他自上海歸來，又加以整修，以期提高獲利。1901年5月間，林朝棟又聘請福州人葛宇寬來臺，以輔佐林季商，經營事業。又，林朝棟三弟輯堂（朝宗）死於1901年11月20日，其生前財務關係之善後，亦由林季商出面料理。可見他已成林家之首腦。
林季商亦有近代事業之頭腦，有意經營金融業。1903年12月間，他籌設一信用組合以為中部之金融流通機構，名曰「有本公司」。其辦法是：(1)資本金定為十萬圓，向臺灣銀行貸出，再貸予他人；(2)以自有之田園為抵押，向臺銀貸款，而貸予他人時，亦取田園為擔保。由於未有進一步資料，不知總督府是否批准。1904年，林朝棟在大陸死後，林季商等林姓族人依然投身於工商業之發展，如1905年，林季商、林烈堂、林資彬、林獻堂等族人之創設「嘉義製腦組合」，以發展阿里山之製腦業。
由上可知，林家不但是臺灣第二號大地主，而且在殖民統治下，一則因政治上無機會，二則受近代經濟的影響，已逐步跨足近代工商、金融業。此在當時臺中人算是觀念先進者。
（三）社會面的轉向：避世與妥協
林家也從事社會公益事業，以顯現其社會領袖的角色。如1903年1月，林朝棟之妹，即何永忠（清代曾任嘉義縣中軍都門府）之夫人，因澎湖飢荒，捐金救濟。108又如1903年，林紹堂、林烈堂捐金加入赤十字社（紅十字會）。109由此可看出日治初期林家基本上已接受日本之統治，只求在經濟、社會面有所表現，以維持地方領袖的地位。
然而，進一步探究，林家人亦有時勢逼迫、半點不由人的苦衷。他們內心深處對故國衣冠與往日風光仍是難以忘情的，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正是某些林氏族人的心理寫照。
1. 寄情詩文
此可自他們的詩文與所作所為窺出端倪。茲舉林文明六子林朝崧（癡仙）之例說明。林朝崧在1895年內渡泉州後，因思鄉與經濟困窘，不得不在1897年，返臺入籍。然而一旦回臺，他又反悔自愧置身於日人殖民統治之下，在予林朝棟的三首詩中，句句顯示此種矛盾情懷。例如：
浪自投豺虎，傷心不可詳；
飢餓非難忍，旋歸何所望；
失足嗟何及，寸心難自明；
昔慚殷義士，今愧魯書生。
左衽非吾意，同袍鑒此情；
白絲一以染，祗恨玷生平。
2. 往返兩岸
為了消除異族統治下之苦悶與舒解故國之思，林家族人也常往來海峽兩岸。如1897年，林朝崧返臺後不久又赴大陸泉州。行前有詩一首，內有曰「失身落泥滓」、「卻行歸故居，已非舊邑里」、無數蛟與蜺，率族來踞此」，在在顯示其對日人據台之憤恨。因此，他不久就「蘆中呼扁舟，浮萍長往矣」，又赴大陸。他潛出塗葛堀港，由梧棲口（今臺中港）渡海赴泉州晉江寓所。1898年，他又移居上海，可能與林朝棟同住。此時，林朝棟似乎在楊樹埔建造新屋，樓高三層，此當是西式洋樓。但不久，林朝崧又辭別林朝棟返臺。
林紹堂長子幼春有詩才，號稱日治下臺灣第一詩人，對祖國與漢文化依戀更深。1901年，他「慨漢學之不振，詞學之就衰」，集合知友，研探詞典之學，並聘一福州名家來臺教導。1902年，林朝崧、林幼春及賴紹堯等三人進一步組織詩社，中部文士紛紛加入，此即聞名全臺的「櫟社」。此詩社實以林家為骨幹，其中如林仲衡、林獻堂等均先後加入，而活動的基地是霧峰林家之萊園。1903年，林幼春並曾西渡研讀國學。1911年，梁任公應林獻堂之邀遊臺時，櫟社開會歡迎，吟詠酬唱，聊解亡國之痛。
凡此種種，均顯示林家對故國與漢文化的依戀。在心理學上，人為對抗外在的威脅或內在的焦慮，常以扭曲現實來自衛（defense mechanism），方式之一是轉向（displacement），即某一動機的滿足受阻，轉至另一途徑以為替代。部分林氏族人之熱衷國學、組織詩社，建構另一活動舞台，與此心理有關。
＊作者黃富三，歷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兼主任、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至 2010 年榮退）。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霧峰林家三部曲：興起、中挫與重振》（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