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如今都陷入一種矛盾:他們選出自己的領導人與代議士,打造出自己的政府與「建制」(establishment),卻一邊與這些制度幾乎鬧翻。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政府冷漠無情、被富人把持、變成權貴中飽私囊的工具。自由主義誕生之初,原本要以自由的人民來取代過去的貴族,但滿心熱血的革命者,在消滅了舊秩序的所有殘黨之後,在子孫的眼中卻成了一種更惡劣的新貴族。
自由主義的原本是要限制政府的能力,讓人民免受執政者反覆無常的擺弄,但如今人們卻逐漸發現,政府已經違反了自由主義的設計初衷,完全無視人民的意志與管控。如今自由主義國家的「有限政府」,已經成為舊時代暴君夢寐以求的無上權柄,可以無孔不入地監控所有人民的遷徙、財務,甚至思想與行動。自由主義原本是為了守護每個人的良知、宗教、結社、言論、自理能力不受侵害,但實際上卻讓政府的手無孔不入地侵蝕這些自由。而且人們在逐漸無法掌控生活中各種面向(無論是否與經濟相關)的軌跡之後,更是要求一個全能的實體來解決各種問題。於是政府微笑著服從了,即便它名義上仍是人民的公僕,實際上卻像棘輪扳手一樣只進不退。公民愈是不滿,政府的權力就愈是擴張,而政府的權力愈大,離人民也愈遙遠,人民的無力感愈是明顯。
原本設計用來「提煉、拓廣」公眾觀點的代議政治,如今已經與公民極為遙遠。
如今代議士的工作變成了幫公民表達自己的無力,對面半永久的官僚體系則總是想著如何擴大預算、推行更多計畫。行政部門的權力愈來愈大,人民的監督已經有名無實,各種行政規章變成在表面上對人民負責的表演把戲。至於立法機關,照理來說應該要從人民的選票獲得正當性,如今卻逐漸受到唾棄;真正的立法權力,逐漸轉移到政府以大量預算制訂出來的各種行政命令手裡。1自由主義原本要用民選官員取代那些遙遠的貴族和皇帝,使人民能對政府課責,但如今的選舉卻愈來愈像是自欺欺人的門面工程(Potemkin),用一連串的表演,將當權者專斷決定的國內政策、國際事務,甚至是發動戰爭,都說成是經過人民的同意。
這種強大的距離感與無力感,並不能用更加完美的自由主義來解決,而且自由主義正是釀出這種危機的關鍵。自由主義認為人民只要每隔一陣子投個票,就能找出「賢能合適」的領導階層,或套用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名言,找出那些「對商業、金融、談判、戰爭有高度熱情的人。」自由主義知道人民很難持續參與公共事務,所以直接移除了「公共事務」,讓人民保留精力來過自己的小日子。但這樣的權宜之計,卻讓「共和國」(res publica)裡充滿了「對公共事務一無所知的人」(res idiotica),整體社會(citizenry)中沒有任何公民(cives),最後就導致統治階級與人民完全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