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陣營的外圍
要了解《七十年代》及那個年代的李怡，需要了解李怡及這份刊物的定位。
李怡成長於1930年中至1950年代中的中國大陸與香港，經歷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及冷戰高峰，他的家庭關係與中共有不少關係。他十多歲時在香港入讀左派中學，跟他不少的同代知識青年（如著名的司徒華）一樣，皆曾嚮往社會主義中國。可是，因為種種原因，他既沒有回中國大陸升學，也沒有被安排進香港的左報，而是在所謂「外圍」的上海書局，從事編撰工作。
冷戰時期，中共在香港不能公開建黨，更不能進行武裝鬥爭，報業及書籍出版是最重要的意識形態與統戰的戰線，由港澳工委（公開是「駐港新華社」）領導，直屬外交部外事辦公室的廖承志主管。據當年左派機構中人估計，單是港澳工委直接領導的六份香港報紙，另外加上若干比較外圍的親共報章，整個系統在1967年前的每日銷量已達50萬份以上，超過市場份額的一半。而出版社較為次要，主要以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及商務印書館為核心，再外加一些其他的出版社。
雖然上海書局在中共在港的部署上屬於較次要及外圍的角色，但卻意外地塑造了李怡日後的發展路徑。上海書局早於1925年由馬來半島華商陳岳書及王叔暘所辦，到了冷戰時期，書局以香港為出版中心，針對海外華人市場，以中國大陸以外（港澳及南洋）為主要銷售點。出版的書籍內容，主要來自新中國的出版品，然後由上海書局在香港改編及印刷。這些發行、編撰及出版的經驗，構成了李怡日後創辦《七十年代》的重要基礎。
年輕的李怡雖然不在左報工作，但他也跟左報系統發展了關係。按他的回憶，他於1957年投稿《文匯報》「文藝周刊」，獲得副刊編輯羅孚取用，由此進入「左派文壇」。羅孚的身分頗為特別，他同時是《新晚報》總編輯以及港澳工委委員，在1950-1980年間他也是整個左報系統裡的領導人之一，他亦成為李怡的其中一位領導。1950-1960年代，香港的左報系統並不單純如我們今天印象中的「黨的喉舌」，因為港澳工委經常研究如何爭取大眾市場，開發新市場，例如多做社會新聞、娛樂新聞、武俠小說等等，甚至試驗新刊物，目的就是要形成一個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聯合陣線，即認同中共代表「中國」及「中國人」，對抗在台灣要代表「中國」的國民黨。因此，在文革以前，廖承志等領導也經常提醒港澳工委及左報中人，不要「過左」，要盡量與左派陣營以外的人交朋友。這個充滿市場動力、以統戰為中心的冷戰時期的左派系統，成為李怡得以創辦《七十年代》的重要物質基礎。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因為文革派冒起以至奪權，左報愈來愈多毛式鬥爭的語言及話題，也令香港左報系統偏離了大眾。六七暴動被鎮壓，經過大半年的混亂後，社會普遍渴求穩定，厭惡左派的鬥爭語言，因而使香港親共左派陣營陷入低潮，左派的報刊銷量由1967年前的數十萬份大跌至每天只有數萬份。而且，中共跟文化界、商界人士的統戰工作也遭受挫敗。
就在此時，李怡抓住了左派需要重啟統戰的機會，開展他的新計畫。在創辦《七十年代》前，他與《文匯報》副刊編輯吳羊璧已辦過《伴侶》（1963）及《文藝》（1966），創辦資金都來自上海書局，跟其他左派文藝雜誌一樣，其市場並不限於香港本地，也面向新馬華文文學的讀者群。也許因為這原因，親共左派的出版界領導藍真便很信任李怡，支持他在六七暴動後創辦一本面向香港及中國大陸以外的雜誌，而出資支持讓李怡辦《七十年代》的則是上海書局的老闆之一方志勇，他是陳岳書的妻舅。
＊作者葉蔭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香港政治文化及中國當代思想。本文為〈由親共到自由派的李怡？一段被淡化的香港左翼思想歷史〉系列之一，原刊《思想49：華人左翼思辨》（聯經），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