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在文革時期當過紅衛兵，在紅衛兵運動後當上了工廠工人，1974年與李正天及陳一陽在廣州發表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簡稱為「李一哲大字報」，從馬克思主義及列寧主義角度批判了「林彪體系」的官僚特權與極左路線，認為出路是民主與法制。大字報刊登後引起社會轟動，官方發動批判，最後更把三人拘捕，至1978年才平反。王希哲出獄後再成為民刊運動的活躍分子，撰寫多篇時評及理論文章。他在多篇文章中特別提到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解放，這種解放是建基在物質生產進步的基礎之上，讓人在各方面獲得自由，擺脫異化，建立一種比資本主義的民主更為民主的制度。總的來說，他在認同中共的新舊理論框架（如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提的「四個堅持」）中提出不同的詮釋，要求以工人自治管理、黨內反對派、基層選舉、媒體自由等等來阻止社會主義制度走向官僚專政與特權。這些意見，呼應1980年底在中共黨內醞釀的「庚申改革」，內容包括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李怡成為王希哲的理論及政治觀點在中國大陸以外最重要的介紹者，他於1981年寫的一篇名為〈王希哲文章為什麼能引起共鳴？〉中提到：
最後，我想總結説一下：對於曾經嚮往社會主義精神的人來説，近年來在理想破滅之餘，王希哲的文章確實使我們恢復一點對社會主義的信心。
此文很能代表李怡這段時期的思想，該文後來更在1982年收錄在他的文集《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之中。但是，到底王希哲的思想能引起多少共鳴？中國大陸固然難說，在香港似乎也只有李怡以及一些左傾大學生，剛才提及的文章就是在一個大學生會辦的論壇上的演講詞。這裡不妨分享一點個人經歷，遲至1988年，當時筆者在中文大學讀書，學生會及國是學會還會組織有關「北京之春」的展覽及出版，甚至要求中共釋放政治犯，而在我印象之中，比較多同學在思想上的確認同王希哲等左傾人士，學生閱讀的資料來源主要也是《七十年代》的舊文章。但是，這個共鳴圈子顯然在香港社會中是非常小的，也沒有甚麼組織。
事實上，李怡認同王希哲的黨內左翼思想及社會主義民主路線的同時，他的事業路徑、政治環境及實踐卻與之非常不搭配，甚至互相矛盾。首先，1979年5月左右，雜誌再不能寄到中國大陸。翌年，李怡在港澳工委及親中商人的壓力下，被迫要放棄1976年成立的天地圖書，《七十年代》要自行集資出版。換言之，就是被迫離開左派系統。第二，王希哲於1981年4月被捕，之後再被重判14年監禁，意味著他的政治路線失敗，前景也十分暗淡了。事後也證明，在1980-1981年間甚囂塵上的「庚申改革」無疾而終。第三，雖然李怡在中國政治問題上高舉社會主義民主，但他在香港卻參加了「香港前景研究社」，主要成員包括勞思光、胡菊人、陸鏗、孫述憲。這些人一向在香港被界定為「右派」或自由派文化人，他們都是李怡在過去十年在香港辦雜誌及從事統戰而認識的朋友，該組織藉著香港政治前途問題的出現，主張中國在收回香港的主權之後維持英國管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