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成為一位政評人，真正的轉捩點是1976年。該年4月，周恩來逝世，大量北京的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廣場獻花悼念，結果與公安警察衝突，後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或「四五運動」。該事件被「四人幫」指為反革命，甚至說是鄧小平等鼓動或策畫。李怡以筆名「齊辛」在《七十年代》5月號撰文，小心翼翼以正反觀點辨證的方式首次表達了他與北京當局不同的想法。9月，毛澤東逝世，10月，汪東興、葉劍英等逮捕「四人幫」，李怡在11月號中發表〈北京事態分析〉，他在回憶錄中指，這算是他的第一篇政論，初稿還是他太太梁麗儀寫的。梁麗儀在1955-1974年間在大陸讀書工作，對毛時代的政治比李怡有更深的認識及體會。
被淡化的王希哲
這段期間（大約至1979年5月止）是雜誌發行及流通最廣的時期，連中國大陸的民眾及官方機關也可以訂閱。由於李怡與雜誌的左派色彩比毛時代變淡，所以也結交了更多香港和海外的「右派」朋友，漸漸令李怡取得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分，但中間也有些複雜的轉折。1976-1977年間，《七十年代》其實反而比過往更主動地為中共及毛澤東辯護，把所有問題歸咎為四人幫的禍害，這顯然是要跟隨新的黨中央路線，也要處理四人幫倒台後老幹部重新掌權所帶來的意識形態混亂。同時，他也寫了好幾篇文章討論毛澤東的「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理論，說明四人幫何以也是「走資派」。 到了1978年，他跟中共同步，把四人幫及文革時的種種錯誤視為「極左」。在往後的幾年裡，他乘著中共對文革否定，批評毛澤東在文革時的錯誤，以及呼應鄧小平的「思想解放」口號，漸漸由跟隨黨中央路線，變成發展出自由民主的想像及對中共的批判。大約是1977-78年間，李怡才算是表達了較為自主的思想，甚至承認以前《七十年代》沒有清楚認識中共。
1978年底至1979年初，李怡以至《七十年代》漸漸找到了認同對象，就是後來稱為「北京之春」民刊及大字報運動，以及中共現在不肯承認曾經提過的「庚申改革」。在回憶錄中，李怡重點提及後者，前者相對較少，主要提及魏京生於1979年3月被捕，之後評論魏京生被判刑的文章引起潘靜安阻止出版，而被他堅決拒絕，李怡認為這是他離開左派陣營的原因之一。 然而，他在回憶錄中卻對另一位民刊運動中的左派人物王希哲極少提及，這與1979-81年間《七十年代》所見到的文章不太一致。這段時期，雜誌經常刊登及介紹王的思想。王希哲在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民主等理論前提下，批判中共的體制，以至提出改革中國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