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980年代上半葉於美國讀研究所的時代，歐美的新左仍然很盛，加上群左並立，但我很少以左翼來自我定位，而比較習於以「基進」（radical）來自況與自我定位，而與左翼有所間隔。(01)所以，我對台灣過去左翼的印象其實很模糊，在學校讀書的時代，也沒有特別花功夫去追溯一條台灣左翼的系譜。
不過，透過一些特定的事件與時代記憶，還有我過去的閱讀以及教書時的課題，如台灣日治時期的左翼文學、戰後棲身台灣的中國老左／托派文字、1960-70年代的鄉土文學或現實主義文學、台灣的工人運動、乃至後來的統獨論爭等，混沌地讓我對台灣過去的左翼有點印象。而在這些印象裡，中國過去的各種左派思想，往往占了相當大的地位。想想這也很自然，以中文書寫與思考左派的傳統，過去半個多世紀自然是中國那邊累積的最多，而台灣從日治到戰後國民黨的時期，左翼思想多少都是禁區，能夠書寫與思考的人自然少很多。即使中共建國以來問題很多，但談到左翼的思想與文字，往往中國左翼所能夠發揮的力道就不小。
到了解嚴前後，獨派政治與思想大興，左統遭到打擊、台灣左翼思想似乎也有被邊緣化的問題，而之後關於左翼的思想與文字，往往反而被統獨的問題與辯論所主宰。對於我曾與朋友一起發起的《台灣社會研究》這個基進學術期刊（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1988年創刊），它與左翼思想接近，但並不自稱左翼，對當年的研究生一代曾發揮不小的影響，它也曾受到統獨爭議的影響，而我後來也退出了這個期刊社。總之，似乎在二戰之後，我們在台灣所能談到的左翼，就常繞著海峽兩岸打轉。如果上面我對過去台灣左翼這樣的混沌印象沒有錯得很厲害，那麼這樣的左翼傳統，是比較狹窄的，而這篇文字，就想提出一個不同的左翼視野。
當然戰後1960、1970年代西方比較學院的左翼仍然繼續發展，從歐洲的新左、法蘭克福學派，到拉美的依賴理論與美國的世界體系論等，他們都多少順著戰前左翼大傳統留下的問題，忙著解釋戰後世界的新發展，包括歐美的變化，還有拉美以及東亞日本乃至新興國家的發展。不過，在這些學術左翼所關注的「資本主義的新發展與危機」之外，1960年代一個擴及全球的大事件「越戰」，促成了「國際左翼」的出現（就當時的脈絡而言，我這裡只舉幾個第一代美國的國際左翼，如Noam Chomsky, Edward Herman, Edward Said, Howard Zinn, Daniel Ellsberg等，除Chomsky外，現在都已作古），他們的視野更國際化、並與全球各種抗爭有所聯動。(02)他們通常不是來自左派馬克斯理論或歐洲資本主義歷史的大傳統，而是從關切與反對越戰的殘酷現實問題開始，批判美國主流媒體的「製造共識」、挖掘美國五角大廈的黑暗檔案，到後來更關切中美洲、拉丁美洲的各種國際政治變局，以及美國中情局（CIA）等顛覆拉美的民選領袖與革命的行動。這也是197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大興的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還指導推翻智利總統阿葉德後的軍政府如何發展經濟，也導致了後來問題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