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經濟從十四世紀起已在北歐發展，此時正影響人們思索和經驗世界的方式。不同領域同時出現許多發明與革新，雖然它們此時看似無關緊要，但日積月累的效果將改寫歷史。推動這些創新的是一種務實、理性的心態，將日益反蝕傳統的神話精神。人們開始製作羅盤、望遠鏡、放大鏡等精確工具，用以繪製精準的地圖和海圖，在改善航海技術的同時，也揭露至今從未見識的天地。荷蘭顯微鏡學家安東尼．范．雷文霍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對細菌、精蟲及其他微生物的觀察，引發對於繁殖和衰退、生與死的新探問。到了一六○○年，新發明增加的速度已讓進步勢不可逆。資本主義將使西方無限複製它的資源，甩脫農業經濟的侷限。這個過程最終造成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社會、政治、經濟與知識變革將環環相扣，彼此互依。
然而，動搖根本卻難以察覺的變化是令人迷惘的。人們看不到社會走向何方，卻以凌亂而擾人的方式感覺到緩慢的改變。對一部分人來說，支持西方基督徒超過一千年的信仰和儀式與新世界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也許因為十五世紀的歐洲比前幾個世紀更篤信宗教，大家對教士階級的腐敗更為敏感，越來越多人質疑羅馬教廷對基督建立的教會毫無貢獻。有人憂心世界末日近在眼前，深信唯有澈底改革才能力挽狂瀾，拯救基督教世界免於天譴。
威登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聖經與哲學教授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一四八三－一五四六），是這股不安氛圍的縮影。這名年輕的修士雖然忠實奉行修會會規，卻覺得這些規定無法安撫他近乎病態的死亡恐懼（畢竟，它們是在非常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制定的）。最後，他從釋經中得到慰藉：在為〈詩篇〉的一系列講課做準備時，他重讀〈詩篇〉第七十一篇的一句話：「求祢照祢的義（justitia）解救我。」他先從字面意義著手，將它詮釋為基督對聖父的祈禱，接著思考它的道德意涵，將這句話轉化為信徒對基督的祈禱——想到這點，他大喜過望，認為這意味著基督能將祂自己的義賜給罪人。沒過多久，他在修院書房裡詮釋〈羅馬書〉，為保羅從哈巴谷（Habakkuk）先知引用的一句話感到困惑：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猶太人，而後希臘人，因為福音啟示了神的義：這義是本於信，而又歸於信。正如經上所說：「義人必因信得生。」
路德一直以為神的義（justitia）是指將罪人打入地獄的審判（justice），他不懂這為什麼是「福音」？也不解「義」（righteousness）怎麼會和「信」連在一起？想到〈詩篇〉第七十一篇後，他總算有了答案——他相信保羅想說的是：神會將祂自己的義賜給信基督的罪人。他後來寫道：「我覺得自己猶如重生，彷彿通過敞開的門進入樂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