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濤舉例，汽車並不是一個新的行業，但是汽車行業的創新，也可以使這個行業有極大發展，總體來說就是強調了對各個行業的數字化、改造升級，這些行業也有很多投資和發展的空間，
對於當前的中國而言，困難較大。ING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宋林向BBC中文表示，從大的方面來看，中國經濟成長奇蹟背後的舊有成長引擎，包括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人口紅利和債務推動型成長，都在不同程度地減弱。
「因此，必須尋找新的成長動力，這也是兩會關注的重點領域。綠色經濟、數字經濟和創新是長期的戰略方向。」
宋林同時指出其中的局限性，但新的成長動力，還無法填補舊經濟成長放緩的空白。與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等舊經濟驅動力不同，新經濟發展的成果往往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舊經濟驅動力的特點是供應鏈長、養活的人多。
生產力與制度變遷
值得一提的是，國家信息中心高級經濟師於鳳霞近期在一篇關於新質生產力的文章中深入闡述，「新質生產力的出現，不僅意味著生產力、社會經濟層面的變遷，還意味著生產關係、社會制度層面的深刻變革。」
她進一步闡釋稱：
＃一方面，技術之所以能夠引發生產力變革，在於它對生產要素與勞動過程的改造，並構建起新的生產方式；
＃另一方面，社會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也會反作用於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可ˇ以成為技術創新應用和社會生產力水平快速提升的「加速器」；
＃反之，則可能成為新技術應用和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技術創新與社會制度變革之間也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在其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會上也有類似闡述，他當時稱，「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這些鋪墊，使外界對遲遲未見蹤影的三中全會，更受矚目。
按照中共黨章，全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中國在改革開放後，逐漸形成政治傳統，每次黨代會後要進行七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每次全會也有不同的任務。其中，歷屆「三中全會」往往聚焦經濟問題，重大經濟改革措施經常在此時出台，因此較受關注。
但三中全會遲遲未開，有聲音認為，可能是在對秦剛、李尚福等前高官等的處理上需要更多時間；也有聲音認為，是在醞釀更為大幅的改革方案，「新質生產力」即為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