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您在佩魯賈的國際記者節論壇上提到，許多人都斷定說，四年前的香港《國安法》，以及這次的「二十三條」立法，意味著香港的凋亡，但是您認為「香港沒有死」。您能夠具體說說為什麼嗎？
朱牧民：香港這些年發生了什麼？多年來，香港公眾一直擁有表達抗議、表達異議的公共空間。現在，這個空間被關閉了。但這其實只是一點改變而已。放眼全球的民主運動，隨著環境的變化，運動本身也會進化。在過去，香港的民主派沒有進行普選的機會，所以他們選擇大規模抗議行動來表達自己對自由民主的訴求，這從1989年聲援天安門被鎮壓學生時就開始了。現在隨著「二十三條」國安立法，意味著民主運動也需要進化。我無法預測它會進化成什麼樣。也許運動會轉入地下？或者變得更加含蓄？其實你看看中國內地，也能看到類似的現象：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被鎮壓後，就再也看不到如此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了，但這絕對不意味著此類訴求徹底消失。許多人依舊在努力表達自己的抗議和不滿，香港今後應該也會走向這個方向。
德國之聲：你的意思是，香港人的民主訴求會演變成一場地下政治運動？您又是否擔心，高壓之下的香港民眾會變得太過順從？
朱牧民：我認為關鍵之處在於，750萬香港居民中，哪怕那些2019年沒有上街抗議、未曾明確表態支持自由權利的人，他們也曾經親身體驗過言論自由、信息自由、新聞自由的好處，這都是內地民眾未曾真正享有過的基本權利。我認為，中國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現在面臨的一大挑戰就是：如何把民眾已經享有的權利拿走？對於專制政權而言，這會非常地困難。這有點像家裡小孩在玩過電腦、手機之後，家長卻對小孩說，網路不存在。一個打開的瓶子是關不回去的。民眾曾經享有過那些權利，這會存在記憶之中。就像《蘋果日報》及其創辦人黎智英，香港人看這份報紙長達二十多年，這個記憶是無法抹除的，因此自由也難以被扼殺。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香港人對於自由的記憶和對經濟繁榮的記憶是聯繫在一起的，中國內地的民眾則並非這樣，畢竟那裡的經濟騰飛是發生在1989年天安門運動被鎮壓之後。您覺得香港人的這種記憶是獨特的嗎？
朱牧民：香港自始至終就一直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其中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大家都認為那裡有著中國內地不存在的自由權利。但是現在，伴隨著新推出的國安法案，還有新冠疫情等一系列事件，香港的獨特性已經遭到了嚴重衝擊，可以說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在因此降級。現在政府顯然正大力投入資源拉動經濟，竭力維護香港的臉面，想告訴全球商界香港一切如常。但是，正是由於這種記憶關聯的存在，政府正在輸掉這場鬥爭。我認為，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特區政府已經認識到打壓香港民主運動已經損害了這座城市的聲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