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哪方面的聲譽？商業方面還是政治方面？
朱牧民：兩方面都有。對於商人來說，在香港做生意就快和中國內地沒什麼兩樣了，得不到以往那種由自由環境帶來的司法保障。港府將不得不面對這個麻煩。
德國之聲：您的意思是說，外國企業今後若想利用中國市場，就會去上海；如果看重自由環境，就會去新加坡。他們不再會去香港了？
朱牧民：不完全是這樣。1997年就有人擔心，中國遲早會把香港的職能都搬到內地，屆時香港就會失去其重要性。香港其實自始至終都扮演關鍵角色，是中國當局和外界溝通的紐帶。我認為，這一地位在1997年之後並未改變，尤其是「一國兩制」為外國企業提供了保障。而現在的國安法則破壞了「一國兩制」帶來的保障機制，很難說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現在我們看到一些企業已經在撤出香港，而很多外國企業也在猶豫是否要投資中國內地市場。香港的「二十三條」國安立法基本上就是和內地的法律接軌了，任何機構或者個人收集政府信息、社會信息、商業信息都有可能觸犯該法，動輒觸及國家機密已經讓很多企業無所適從。所以我認為，撤離香港的外國企業不會去中國內地，而是會今後盡量同時避開香港和中國內地。
德國之聲：您一方面在說，香港民主運動並未凋零，因為自由會長期存在於港人的記憶之中。另一方面，您又在說，那個仰賴於政治自由的經濟繁榮之香港，正在被國安法殺死。
朱牧民：是的，中國政府正在破壞香港的獨特性。我在香港出生長大，年幼時也參與過見證過香港人上街聲援天安門的民主運動。對於我以及許許多多的香港人而言，我們在乎的絕不僅僅是香港的民主，而是全中國的民主事業。哪怕在國安法出台之前，「一國兩制」所給予的自由保障也是有限的，出不了香港，而且還有50年的時間限制。所以要想讓香港真正得到自由，我們首先需要為一個自由中國而奮鬥，如今國安法生效後，更是如此。
德國之聲：您這些年一直在游說外國政府及機構向中國方面施壓。這樣的手段對自由香港或者自由中國能有多大的促進作用？專制政府會因此讓步嗎？
朱牧民：我認為永遠不可能單純靠外部施壓來促成這樣的改變。中國政府也一直在宣稱，都是歐美或者我這樣的「境外勢力」在試圖干涉內政，仿佛中國內部就不存在改革的推動力。但是我堅信，香港以及全中國內部都有著這樣的對民主自由的訴求，它們最終會配合外部施壓促成改變。所以像黎智英這樣的人，還有千千萬萬相信自由的香港人、中國人，他們非常重要，他們能夠讓追求自由的運動哪怕在地下環境下、在監獄鐵窗後面也能延續下去。相比外部施壓，這股植根於香港、中國土壤上的力量，才是自由中國最重要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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