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五年後的今日﹐再度造訪沙迪克時﹐我發現他的樂觀不再。他和同事們所反抗的一切﹐並沒有得到改善。他告訴我﹐今日塔城區的三千多名社會服務產業的勞工(包括家庭看護)仍是在靠這種「零時合同」的工作維生。看護勞工每周能得到的工作量約二十五小時﹐在物價房價高昂的倫敦﹐養家糊口非常勉強。有人持有三份不同的工作﹐都是「零時合同」﹐做家庭看護﹐又在清潔業和餐飲業裡打零工。也有很多人在一個小時內接了三份看護的工作﹐以增加收入﹐也就是說﹐他們要在一個小時內服務三位不同地點的病老殘疾人士。社會服務產業裡多數的勞工都這麼做﹐為了生計他們別無選擇。而這種「趕場」的狀況造成的當然是服務品質跟着下降。 沒有能力去投訴服務品質的病老殘疾人士﹐也成了惡劣勞動條件的受害者。
今日﹐「零時合同」在整個倫敦仍是非常普遍。沙迪克認為這是體制的問題﹐而不是哪一個政黨在地方政府「當家」﹐就能解決的了的。比如﹐地方上的社會服務部門和外聘的勞動服務提供者(勞務中介公司)之間沒有完整合作關係﹐未能確保服務提供的持續性(比如﹐使用勞務中介公司的更換度太大)﹐造成中介公司不給勞工固定合同的借口。
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政治意志的缺乏 -- 零時合同雖是個「政治燙手山芋」﹐政府卻從未能從根本面對它﹐解決它。
沙迪克嘆道﹐這是一個不給勞工任何安全感的勞動環境。所幸三年前他和同事們爭取到了倫敦生活工資﹐從二零一二年開始實施﹐他和同事的時薪自那時起都是由一小時8.5鎊的生活工資來得到補助的﹐直到現在也是這樣。他覺得慶幸﹐而同時感覺這實在是一個可悲的情況﹐沒有固定收入的勞工﹐竟得依靠地區性的生活工資來提高收入。而那些不實施生活工資的地區﹐勞工情況當然更糟。
社會服務產業不是特例。在過去五年保守黨領導的聯合政府之下﹐惡劣勞動條件被當作正常。全國低薪勞動人口增加了。全國總工會指出﹐二零一零和二零一三年之間﹐五份工作裡就有四份是在低薪產業裡﹐如零售業﹐餐飲業﹐建築業和社會服務業。在聯合政府之下﹐從歐盟引進的<中介勞工法>未能得到充份執行(在該法規下﹐中介公司聘用的勞工應能在聘用十二周後享有一般勞工的權利)。同時﹐勞工的產業法庭上訴費用增加了﹐遭受不公平解僱的勞工經常沒有經濟能力控訴僱主﹔法律經費支援也已被政府裁掉﹐接受法律經費支援的勞資糾紛案件﹐從過去二零一二到二零一三期間的一萬六千多件案子﹐劇減到二零一三到二零一四年期間的僅僅六件案子。
總的說﹐過去五年來英國勞工的日子日益艱難﹔據總工會表示﹐自二零一零年至今﹐已有至少十萬人不得不身兼二職﹐來維持生計。「零時合同」這種完全彈性的﹐隨叫隨到的低薪勞動﹐在英國不是特例﹐而是普遍﹐它是低薪產業裡的一般狀況。國家統計數據顯示﹐全英有一百八十萬人處於「零時合同」就業狀態。據團結工會表示﹐事實上「零時合同」勞工將近五百萬人。國家數據顯示﹐持有「零時合同」的大多是女性﹐學生和二十五歲以下﹐六十五歲以上的勞工。這是很片面的資訊。事實上﹐自一九九零年末期逐漸進入英國的新移民勞工﹐早在過去近二十年之中承受着「零時合同」的低薪經濟﹐那一直是他們踏入英國後﹐就業的「正常」狀態。而他們年紀多在二十五到五十之間﹐屬於青年和中年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