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訴求與人民的利益有關連，但又不是那麼緊密。在農村，九億農民仍然掙扎于溫飽，對民主自由這類意識形態沒有興趣。在城市，缺乏成熟的公民社會，民智未開。這也是為什麼後期推翻中共的訴求僅僅在部分知識份子和工人中得到回應，在象牙塔外應者寥寥。
儘管爭取民主法制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也應該是循序漸進的，溫和的，但我們始終應該對六四事件的進步性給予最大程度的肯定。全國範圍內的數十萬年輕學子為了國家的未來走上街頭，法官，教授，醫生，工人等各行各業的民眾打著橫幅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示威，只因為他們相信“It’s my duty” （這是我的責任），香港和臺灣的民眾，海外的華人也儘自身的一切努力聲援廣場上的學生，這一份份赤子之心令人動容，所有力量都凝聚在要讓中國變得更好這個樸素的訴求上。但如同我們所熟知的那樣，鎮壓的槍聲最終葬送了中共改革派和整個時代所有的努力，也讓中國的政治自由化改革止步於一九八九。
時至今日，不僅六四事件在中國成為了絕對的政治敏感詞，遭到嚴格審查，就連對改革開放作出極大貢獻的趙紫陽也因為其在那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的角色而在歷史敘事中被刻意地隱去，甚至連陵墓也不允許被拜祭。筆者曾經在域外的一間趙紫陽曾下榻過的酒店內尋訪過他的蹤跡，十分感慨，有時候竟然能在海外的一些低調的角落裡找到追憶他的地方。趙紫陽在那個歷史的關頭選擇了自己的良知，不惜以犧牲自己全部的政治生命為代價保護那些廣場上挺身而出的人們，也試圖保住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成果，他和所有六四事件的參與者一樣，值得被永遠的銘記。
如果這場足以改變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的民主運動並未遭到鎮壓，或者說以各退一步的妥協來收場的話，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筆者也曾無數次地暢想過自己能夠成長在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沒有互聯網的牆，民間社會被禁錮已久的生命力被徹底地釋放，人大代表和各級政府的候選人會真的敲門拉票傾聽民意，勞動法被嚴格地落實，黨的意志不再淩駕於司法，人民可以自由遷徙，在那個時空，也許中國人才第一次擁有了免于恐懼的自由。
紀念六四事件三十五周年，記住那個曾經風雲激蕩的八十年代。爭取民主自由，捍衛普世價值永遠是一代代中國人的使命，讓我們把握未來。
＊作者為海外華人
